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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遭遇 一、玄学的出现及其对儒学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使祥瑞、灾异成了限制统治者无限权力的有力工具，臣子利用 灾异附会政治，迫使皇帝实行宽仁之政是一种贯用手段。《纲鉴易知录》卷23 （588 页）载： 甲戌，（汉顺帝永和）三年（134 年），夏五月，旱。上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问尚书周举以 消变之术。举对曰：“臣闻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风雨不时，水旱成灾。陛下废文帝、光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 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宜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慎官人，去贪 佞。” 但同时祥瑞、灾异也成了统治者及投机者利用的工具。光武帝时有个尹敏，光武帝命他 去校图谶，他就把谶书中缺脱的文字，增加“君无口，为汉辅”六字，光武帝觉得这条谶文 很奇怪，就叫尹敏来追问其故，他就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后 汉书·儒林传》）光武帝“深非之”，但也并未加罪于他。 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 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 由此汉代出现了谶纬之学，迷信大起，儒家义理因而湮没。 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派，他们虽然照样盘踞在官方学术的位置上，但实在说来已是英雄 末路，暮气已深。今文经师除个别人仍致力于学术探讨外，大部分人所难以忘怀的只是利禄 二字。他们已严重丧失先前的学术精神，而将学术视为直接谋生的手段。今文经学的没落，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任何一种官方学术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存在下去， 它的得势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其失势、没落也就带有必然性。同时，今文经学的家法、 师法使得对经书的注释越来越繁琐，秦近君注《尚书》，“尧典”二字竟用了十万言去注释， 儒家义理便无从传达了。 古文学派的确有相当大的学术成就，但也有着鲜明的缺点，概括而言，第一，东汉古文 学者，尤其是早期的卫宏、贾逵等人过于有意与今文学者立异，虽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或猜测，但毕竟失于偏激，缺乏学者应有的平心静气。第二，东汉古文学派虽然也推崇儒家 学说中的圣道王功，但其基本学术路数不外乎对古代文献进行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释等 技术性的工作，一般说来缺少思想体系的创建，儒家义理得不到阐发。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股道学热，虞翻在研究《周易》时借用道家的思想，其意义也并不仅 仅是在《周易》研究史上终于引出了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而是透露出魏晋时期谈玄的时 代思潮信息，此即历来学者所称说的援道入儒。① 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改造儒学，从而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用的 学说。是对汉代烦琐经解的一种反动。中晚期以太学生、诸名士为主体的清议，就其本质 而言，也当然包括对烦琐经学的不满。这种不满继续发展便是形成以识鉴人物、辨名析理为 基本特征的名理学。名理学的兴起实际上也是导致玄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时期的名理学已与先秦时期的名理学明显不同，因为此时名理学的思想资源已不是 儒、道、名、法等单一的因素，而是时代思潮使然，杂糅儒道，故而实际上又成为儒学玄学 化的一个过渡环节，这一过渡环节的基本表征是刘劭的《人物志》。 ① 参见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第 281 页 1 “凡人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人 物志·九征第一》） “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 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人物志·材能第五》） 《人物志·体别》：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咸而不碱，淡而不酪 ，质而不缦，文 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汤用彤：“中庸本出孔家之说，而刘 劭乃以老氏学解释之。”（《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人物志》中道家之说有二，一为 立身之道，一为人君之道。”其实，论材性而归之于自然，在这一个根本点上，《人物志》正 体现了道家的基本思想。 刘劭在糅合儒道的同时，只是在做援道入儒的功夫② ，也就是说，他所依据的基本概念 和学术框架还是儒家的东西，只是他对这些概念重新进行诠释时又基本上凭借道家的形而上 分析。故而刘劭的思想贡献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