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到城移民子女文化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有关.docVIP

乡到城移民子女文化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 ? 一、导言 ? 乡—城移民子女进入城市之后，遭遇到了一系列社会融入方面的问题。制度方面，由于城乡二元格局的户籍制度，乡—城移民子女被排斥在城市义务教育资源之外、随父母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或城中村中，缺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环境，生活相对封闭，导致他们最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心理方面，由于融入度低，乡—城移民子女容易出现焦虑、孤独、自卑等不良反应。随着乡—城移民子女数量不断增加，对其适应性的干预和介入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然而，经过若干年实践探索，社会工作对乡—城移民子女文化适应介入仍停留在运用社会工作基本方法，针对儿童出现的心理、教育、人际互动等问题开展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以及应对问题的有效性。如刘玉兰、彭华民(2012: 2)所评述“(社会工作开展)比较零散和孤立化，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单纯强调个案、小组和社会工作的应用，陷入了‘方法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陷阱中”，案主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 如何拆除横亘在乡—城移民子女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屏障？如何推动乡—城移民子女主动地将城市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如何让乡—城移民子女建立对本地居民的积极认知？乃至，如何在实践、互动、表达层面为这些作为城市未来公民的乡—城移民子女进行不断文化调适储备必要的文化工具？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工作者的积极应对并探索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行动视角，笔者将乡—城移民子女的文化适应问题放置于实践层面，以礼仪修养的培养入手，使其丰富处理“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工具箱(tool kit)，建立包容接纳的认知，引导其拥有更广泛的互动体验，获得自尊感，进而破除心理屏障，提升儿童的价值感，从而主动应对文化适应的成长课题。 ? 二、“行动中的文化”：移民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 　　(一)以指标体系呈现的“文化适应”研究 ? “文化适应”(culture adaptation)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林顿与赫斯科维茨(Redfield, Linton Herskovits, 1936)提出，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群体进行持续的联系与互动，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后来的移民研究都关注了文化适应在社会融入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将文化适应拆分为各种测量的指标，如杨格－塔斯(Junger-Tas, 2001: 26)认为文化适应能反映社会融入的状态，同时文化适应能推动社会融入，社会—文化融入明显体现在语言使用，共同的语言使用能够降低人群间隔离程度。恩泽格尔的“四维融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移民对流入地社会基本规则与规范的态度、配偶的选择、语言能力、犯罪行为等进行测量。 ? 在乡—城移民及子女(农民工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研究领域，我国多借鉴戈登(Milton M. Gordon, 1964)、杨格－塔斯和恩泽格尔(H. Entzinger, 2006)的研究，将文化适应作为测量和反映社会融入程度，将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量化为各种因子，如“价值观念(饮食、服饰、婚育、丧葬、节庆、娱乐、礼节、禁忌、健康)”、“人文理念(对子女教育的认识、态度、期望)”(杨菊华，2010: 66)、“本地文化认同度”、“本地价值观认同度”。 ? 这些研究把“文化适应”拆分为由若干变量搭建的模型，以问卷的方式进行测量，然而，在实践层面，社会融入既是过程性的，同时也是情境性的，既包含了认知、情感、态度、行动的交互杂糅，也包含了在社会互动层面的个人际遇、事件、沟通与交流等，而体现在问卷的变量，并不能真正呈现“适应”所体现的复杂动态。 ? (二)文化概念向行动方向转型 ?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对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进行反思，而这一反思是从人类学家格尔茨对文化重新界定开始的。爱德华·泰勒(2005)的定义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该定义将文化定位为功能性的框架，是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但却是封闭的。格尔茨借鉴了韦伯关于文化的理解，对文化给予重新的界定，在格尔茨的阐释中，文化是开放的体系，通过人们的经验和表达得以持续建构，身处不同场域的人们，透过互动关系不断地将各种阐释的象征符号进行内化和展开，文化呈现着差异、分层，商讨、博弈。随后，研究者们将这种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以与移民有关的社会分层、流动、符号互动等结合，对于移民来说，“文化适应”是个体基于个人生活经验、阅历、所累积的社会资本，在复杂场域中的策略选择和工具展示的过程，推动个体“融入”和“适应”的重点是资源、策略、工具的象征性整合和实践。 ? 文化在个体实践中逐渐累积生成，又在不同的互动场域和情境中差异化呈现。站在行动的视角上，文化被赋予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