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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韩福国等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一、“穷根”与“翻身”的乡村精英再生产 　　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变革，每次都引起了乡村精英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变革时间相对较短且幅度剧烈，对农村的影响十分突出。 　　第一次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土地革命，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传统乡村精英一夜之间从精英行列中消失，多数人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他们在乡村中的精英位置因伴随着土地革命进行的政治革命而让位于“新贵精英”。新的精英被录用到农村治理结构中成为农村“新贵”，他们多是传统农村的边缘群体或底层村民。第二次变革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推行对“精英再生产结构”产生了新的影响。 　　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基本平等的表达空间，乡村社会的运行具有一定的“差序格局”，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变迁，基层乡村社会的“格局”具有了更多的平等性，但能否在公开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言进而影响他人，仍然体现出“话语权”的差异。这里的“话语权”是指在基层社会中对某些人约定俗成的社会地位判断，即在基层邻里社区生活中，一些人具有对人际关系调停的权威，以及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此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言并形成一种影响或决断。费孝通和张仲礼对传统乡绅及杜赞奇对“乡村经纪人”的界定中，一个核心的行动特征就是这些人具有“话语权”，这是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的外在特征[1－3]。因此，本文界定的“乡村精英”群体是指在知识、经济、政治(国家的或者传统的家族意义)上拥有“话语权”的人群，例如乡村士绅、家族长老、里甲保长、村干部、地主，甚至由“二流子(二杆子)”转变而成的“说事者”也可以算在此列。 　　同时，本文界定乡村精英的代际关系是为了观察他们的转化结构，并不是严格按照年龄来区分代际，因此，“传统精英”和“新贵精英”、“第三代”不仅仅是精英之间的年龄关系，更是其在乡村空间中产生的时间序列意义，所以传统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的精英，新贵精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的精英，第三代则通指他们各自的后代。 　　按照这一界定，在对山东比较典型的村庄进行深度的嵌入式调查后发现，在两次变革后的当下农村精英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通过代际复兴，实现了“翻身”；而新贵精英及其后代则维系了其精英位阶，似乎摆脱了“穷根”的诅咒；同时，一批凭借暴力获取资源的新生“边缘群体”也获得了在第三代精英结构中的“准精英”身份。与相关研究可相互参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乡村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如何呈现的？他们转换的核心社会资源是什么？具体机制如何构成？ 　　本文调杏的村庄居于鲁中山区，以历史悠久的A村为主，同时调查了相邻的两个村庄，以检验观察到的结果。选择的村庄案例是研究者长期生活其中的村庄，因此进行嵌入式的观察和访谈比较方便。同时也有利于跨时段观察。该区域临近城市，对当下中国的诸多社会影响因素的呈现也较为集中。笔者期望通过这一样本的变迁，比较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观察上述问题背后的共同逻辑，以揭示当下中国农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二、乡村精英的理论回溯与评述 　　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内在的脉络和主线，但研究层次和视角却在不断深化。 　　(一)中国传统乡村精英的分析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精英结构(皇权－绅权)是一个核心点[1]，乡村传统精英群体的经济收入、地位、身份、职责、作用与乡村经济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4]。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材料解释了20世纪初期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乡村精英出现了从“保护型经纪”到“营利型经纪”的变化[3]。在国家权力内卷化过程中，精英发生了新的变迁，即传统士绅阶层的没落与土豪劣绅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