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试解.docVIP

《中庸》试解 “中”即不偏不倚，“庸”兼“常”与“用”二义，即平常日用，“中庸”，即是中常之道。故《中庸》全篇是讲如何修道的。“不偏不倚”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在两端之间折衷，而是说那个形而上的道体是无所染滞的，有其用而无其相，故其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所偏倚的。但它又是无所不在的，凡人之动作云为，乃至一草一木的生长，都无不是它在起用的结果，故谓之“庸”。这个道体实在玄之又玄，子思一言以概之云：“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既“不贰”，则不仅“生物不测”，而且它本身也是难以言说测度的。按圣贤们的说法，这个道体并不外于人心，整个宇宙都是同一个本心而已，天地人我万物本来都是一体的，故个人通过修道返本之后，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 提起“修道”二字，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另类”，似乎儒家一直是倡导仁义道德、积极入世的，只有道家、佛家等才注重“修道”二字。儒家对此更常用的字眼是“求仁”，但到底什么是“仁”及其境界，孔子从来没有公开谈过，我认为，这既是儒家的高明之处，也是儒家的一个不幸之处。 高谈“修道”，则很多弟子将不免因求种种主观境界、神通而堕入邪思邪见甚至魔道，后世道家或失之于此，以至于旁门左道蔚然成风。佛家到底高明，释迦文佛在种种场合都苦口婆心地劝人向善，虽也强调修定的重要，似乎佛经里很少见只谈修定的，一般都是以劝善为主，至于打坐时的身体生理变化尤其是气脉变化情况，一般都说得很含蓄。禅宗里的祖师对于身体气脉变化了如指掌，但他们好像也从没有大谈修道时的生理变化。 佛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儒家中，孔子以“仁”来定义那个境界，以“求仁”代指“修道”；《大学》以“明德”来代指那个本性；《中庸》以“至诚”来代指那个境界，都可见儒家的苦心。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也成了儒家的一个不幸之处。因为儒学的精微的东西容易淹没在一大堆道德说教里，让人以为儒学就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后世治国平天下之说流行以后，又让人容易以为儒学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从这个角度说，宋贤高倡儒学心性之学，实为儒门之幸。儒学之精髓，或在心性乎？！ 《中庸》谈天命、性、道、神通，这些恐怕都是孔子密传下来的学问。所以在读者对象上，这篇《中庸》和《大学》一样，本来应当都是写给“精英”读的，这也许可以解释这两篇文献在先秦之所以未曾广泛流传的原因。为什么说《大学》是写给“精英”读的呢？因为《大学》的起手功夫是“格物致知”，也就是认识到修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只有痛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地诚心诚意地随时随地做正心的功夫，不认识到这一点，则《大学》其余所有的次第都将流于戏论。譬如老师收学生，要先察学生的资格，初选资格不够，后面的当然免谈。故庄子述老子语云：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而真正能认识到修身为本的人，是很稀有的，大多数人都只能引经据典地谈论这个道理，同时却又仍然希冀通过自己的能力争取功名富贵。也许，前面所说的这种人要么是天生淡泊的人，要么是经历一番异常躁动然后才认识到修身为本的人，反正是并不多见的。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但有一刻“去仁”，便在那一刻成了小人，而不能称为“君子”了。这便要求学者把自己的心灵安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仁“如救头燃”，试想，如果没有前述格物致知的认识高度，焉能诚心自觉为之？而对于一个物利或功名欲望炽盛的人，再怎么谈修身之道，恐怕都只是假寇兵而资盗粮，故陆九渊教人反复强调要先“立乎其大”。为什么说《中庸》也是写给“精英”的呢？请参见后面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等文本的解读。 有必要解释一下这里所称的“精英”概念的含义。在宽泛的意义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也许都可以称为社会的精英，儒者当然也不例外；但这里所称的“精英”，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特指这些社会精英中，能够把自己的心灵安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仁“如救头燃”的人，譬如尧舜周孔、颜回、曾子等人。孔子自己对于其学生有着不同的层次划分，他还明确地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当然要谈论不同层次的道理。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愚意以为，儒释道三家理论内部都各自可以粗略分成两个层次，即精英层次和普通层次，这两个层次虽然紧密相关，但特点迥异。精英层次的理论特点是还原（破执），其对于教化对象是高标准、严要求，语言极其精炼，在禅宗里精炼到了扬首瞬目等不需要言语的程度。普通层次的理论特点是规范，其对于教化对象是适当放宽尺码。子夏云：“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为什么会存在这两个层次呢？是因为这三教的教导对象都可以粗略分为两个层次，即普通层次和精英层次，只是三教在层次的偏重上有所不同而已。我们知道，对普通人来说，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