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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什么 2013-11-26 09:07 来源： 人民网-解放军报 人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9次提到“治理”；全会通过的《决定》则有24次出现“治理”一词。 “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凸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治国方略的转型，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统治”“管理”“治理”之变，折射着历史发展的进步 过去谈到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叫国家统治，后来叫国家管理，如今改称“国家治理”——全会《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等。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突破。 治理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一些国家，最早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发展为“公共治理”，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 治理与管理有着明显区别：管理主体是一元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 管理是垂直的，治理是扁平化的。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开来。 管理带有随意性，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治理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控。 管理常常是单向度的，治理是体系化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制度化、系统化的改革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形成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等全面的治理体系。 相对管理而言，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更强调灵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了国家的公平、正义，社会的和谐、有序。 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再到“治理”，这反映了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演变，折射了历史发展的进步。 老子曾说过：“政善治，事善能。”随着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国家治理必将逐步达到一个“善治”的境界。 从“管理”到“治理”——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某地一位农民开办一家地方旅游公司,为申请批准,从上到下求“神”拜“佛”,总共盖了36个公章，开业后还被“吃拿卡要”。在现实生活中,对这样的事例人们已感到“听觉疲劳”。过去,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地方政府部门,各种职能雷同、重叠的机构很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按照全会《决定》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界定政府的职能作用和事权界限，该市场管的归市场，该社会管的归社会，该地方管的归地方，“明分职，序事业，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将大大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任务,切实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越位”又“缺位”的弊端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现象，从而充分发挥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这一“有形之手”提供良好市场环境、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作用。 从“管理”到“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3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仅靠某一方面的改革单兵突进，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制度的变迁，是资源的重新培植，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由此而实现效率更加提高，分配更加公平，社会更加正义。如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落后，这一切就无从谈起。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的同时，十分清晰地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制度保障，并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而大力推进“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方方面面的“治理”，既是实现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重要基础，又是确保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重要保障。 有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作一栋大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大厦虽建立起来了，也越来越漂亮了，但大厦内部的动力系统、运转系统还需要完善，这一比喻颇有道理。倘若国家治理体系滞后，大厦的动力系统就有隐患；如果市场秩序混乱、社会治理问题解决不好，大厦的运转系统就不正常。只有从整体上谋篇布局，特别是强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各个方面的治理，才能持续不断地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建得更加巍峨多姿。 从“管理”到“治理”——打开社会发展活力的闸门 在今日中国的改革棋盘上，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但相对于经济主体，社会建设还较为迟缓，遗留下并新产生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发展活力的释放还大有文章可作。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牵引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