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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南士之仕宦心态与文学表达 翟朋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元代推行四等人制，南方士人处于族群等级的底层，他们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文 化资源，却缺乏建功立业的政治空间。即使官位极高的赵孟頫和虞集等人，也未 能摆脱这一困境。以文进身者歌功颂德，名高遭嫉者韬光养晦，都在不同程度上 粉饰太平而追求雅正。元末变乱使南士入仕空间得以拓展，其诗文意境因时局动 荡而变得更加沉郁深远。不同时期的仕途困境和时局变化影响着南士的仕宦心态， 也影响了他们文学作品的风貌。 关键词： 元代文学;士人心态;赵孟頫;虞集;贡师泰;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南士北上与南北文风融合研究”（项目编 号：17BZW105）阶段性成果 有元一代，民分四等，即所谓蒙古人、色H人、汉人与南人。南人即原属南宋统 治区下的各族，归附最晚，政治地位也最低。终元之世，南士的出仕机会远逊前 朝，其文化资源最丰富，政治空间却最狭窄，即出仕者亦多为词臣，难预机要。 帝主更迭与政局多变，对南士的仕宦心态自然有所触动，进而影响其文学表达。 本文对几位官位较高且文名最著的南方文臣加以考察，以便直观地体认南士之 仕宦困境，并探求现实政治对其文学创作造成的复杂影响。 一、进取与悔疚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命南下访贤，此行唤醒了南方文士的入仕热 情。南士群体对仕途有了极为乐观的期待，连自居遗民的谢枋得都有“辛酉至庚 寅，三十年文运大明，今其时矣”之感叹，他还劝勉方伯载： 天地之大，无儒，道亦不能自立，况W乎?秦之后为汉，嬡儒者莫如高帝，尊儒 者亦莫如高帝。子能为董公，为子房，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竖者待子矣， 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1](卷 6《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以文章名天下”成为诸多南方士人进取的方向，其进取方式即以文章为进身 之阶，向朝廷进颂献赋。通过辞赋，既展示了个人冰华，又表达了拥护之忠心， 很多人借此得到朝廷认可:李洧孙曾是元初隐士，“运去祚移，杖策东还，屏迹 海上，箪瓢晏如，垂将两纪。达官贵人有知先生者，强起而致之京师，先生因作 《大都赋》以进，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擢教授杭学，而其赋遂 为人所传诵” [2](卷18《霁峰文集序》)；周应极“至大间，仁宗为皇太子，召 见，献《皇元颂》，为言于武宗，以为翰林待制” [3](P4296);李裕“径别亲友， 杖策游京师，撰《至治圣德颂》一篇，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闻英宗，召见玉德 殿，令宿卫禁中” [4](卷4《元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铭》)。不 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如《南村綴耕录》所载： 携李顾渊白，恃冰傲物，尝入京献《燕都赋》。翰长元公复初不喜，曰：“今天 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惭恨而归。[5] (P341) 顾氏自然有失意之恨，惭从何来?显然是因为元明善指出了他所献辞赋之不足， 用古代的“燕”来指代元朝之大都，不符合天下一统的时代主题。这种说法是否 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其出发点无疑表露了这种文体在意识形态上对朝廷的自觉 认同和高度拥护。哪怕在题目上稍有不慎，都可能贻人口实，这显然不是文学艺 术的评价标准，而是政治思想的另类考核。在此标准之下，献赋者自然要围绕 “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的规定主题，不但题目越来越露骨，歌功颂德的意味 也越来越明显。 另一个需要提到的人是陈孚。在隐逸之风比较盛行的元代前期，陈孚的出仕欲望 显得比较强烈，据《元史》记载，“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 省为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 [3](P4339)他也是以文晋 身的受益者，在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此事发 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 丁未，屮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 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 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 矣。” [3] (P362) 这则史料通常被用来表彰元代统治者文化政策之开明，但其背景并不简单，就 在之前一年，权臣桑哥被诛，其余党也被查办。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丁 亥： 御史台月儿鲁、崔或等言：“冯子振、刘道元指陈桑哥同列罪恶，诏令省台臣及 董文用、留梦炎等议。其一言:翰林诸臣撰《桑哥辅政碑》者，廉访使阎复近已 免官，余请圣裁。”帝曰：“死者勿论，其存者罚不可恕也。” [3](P360)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刀己亥，“大都民史吉等请立桑哥 德政碑，从之。” [3] (P317)立碑之事显然是忽必烈认可的，阎复时任翰林学士， “尝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辅政碑” [3](P3773)，但桑哥案发后他却遭株连免官， 足以看出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