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doc

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 内容提要 钱塘汪氏家族自徽州歙县迁入杭州，以经营典当业起家，有足够的资财保证家族文学活动的进行。以振绮堂藏书楼为活动中心的诗人群，从汪宪开其端，至汪远孙兄弟最为兴盛。该诗人群以汪氏几代文士为中心，其中包括数位女性。围绕中心的文士有汪氏家族的馆师，有多重关联的姻亲，还有其他性情投合的诗友。汪氏的馆舍园林是唱和雅集的中心，汪氏文士在此良好环境中成长，或参与唱和，或得往来文士的指点。汪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形成，汲取了大量外来的文学营养。汪氏文士对厉鹗有特别的感情，从中可看出崇尚宋诗的诗学取向。文学活动为汪氏家族建立起以“旧家”为主的人际网络，扩大其家族在杭州的影响。汪氏文士在参与诸多文学活动外，还以振绮堂的名义刊刻族人、师友、乡贤著作，自乾隆至民国初年，除战乱中断外，刊印书籍自成脉络。振绮堂是家族的标志。 关键词 钱塘汪氏 振绮堂 诗人群 家族文学 ? 钱塘汪氏家族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的汪宪，衰落于咸同战乱之际的汪曾本；至光绪末年民国初年汪康年、汪大燮，汪氏家族略有复兴迹象。汪氏振绮堂作为两浙有名的藏书楼，在乾嘉道之际，多与赵氏小山堂、卢氏抱经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华馆等在同一行列；在藏书之外，汪氏家族的汪宪、汪瑜、汪璐、汪端、汪远孙、汪迈孙、汪菊孙以及后来的汪康年，还有与汪氏家族因姻娅而建立联系的梁敦书、陈文述等家族，在杭州形成一个诗人群体，风雅绵延百馀年。汪氏家族的起落变化之间，书香特质始终未变。藏书、著书、刻书活动为汪氏家族在作为人文渊薮的两浙塑造了独有的文化身份，作为振绮堂的藏书楼名，直到汪康年编刻丛书时还沿用，钱塘汪氏小宗谱，也以振绮堂标识。对于汪氏家族而言，振绮堂及其藏书是一种文化资本，它为汪氏家族赢得了无数声名，对于族人而言，因为振绮堂的驰名而吸引集结大批文士，使得它成为一个文化或文学交流中心，汪氏的族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并接受文学的熏陶。 徽州人的外迁对各地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汪氏家族祖籍歙县，与其联系密切的瓶花斋主人吴焯也是歙县人，吴氏后人吴用威云：“吾家故歙人，明季始移居于杭。康熙中门祚寖盛，一时群从多以谈艺好客相尚，而绣谷（吴焯）先生尤为眉目，瓶花雅集，东南称诗薮焉。”[2]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是歙县长塘人，其父鲍思诩业冶坊于浙，先侨居乌程，后移家杭州，其父性嗜书，大购海内善本，廷博光大父志，遂以藏书刻书名世。[3]此外，由休宁徙居桐乡的汪氏家族中，汪森、汪文柏、汪文桂三兄弟以藏书名世，又皆有诗集，如汪森的《裘杼楼诗稿》、汪文柏的《古香楼吟稿》，藏书、写诗传统到汪森的曾孙汪仲鈖、汪孟鋗犹得以延续，二人有诗集《桐石草堂集》、《厚石斋诗集》。黄裳尝推测汪家“必休宁大贾也”，又云：“颇疑汪氏之先为休阳巨贾，寄籍桐乡，好风雅，而名士者流亦倚之，遂为文化中心。乾隆中扬州马佩兮兄弟则业鹾巨富，藏书好客，亦如之。较早杭州有汪然明，亦徽州大贾，尝为柳如是刊《湖上草》，亦自有《春星草堂集》。稍后汪启淑亦徽人巨富，居杭州，藏书藏印，好事著名。”[4]其中汪然明即汪汝谦，生于万历丁丑，卒于顺治乙未，本是徽州歙县丛睦坊人，迁居杭州后，造“不系园”和“随喜庵”画舫，集结当时文人，如陈继儒、钱谦益等近五十人，雅集唱和，风雅之至。[5]自汪汝谦后，汪家代有文人出，《丛睦汪氏遗书》收录汪氏十五人诗文集，绵延八代，汪师韩即其中著名者。 这些迁入浙江的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由商转文，或亦文亦商，收藏作为文化财富的书籍，构建藏书楼，通过风雅的集会，渐形成文化中心，在此文化中心生活的族人，无论长幼，皆得文化之熏染。此种不断转化和承接，促使书香之绵衍，文化世家之形成。汪氏家族由徽州入浙江，以何种职业起家，又有何种凭借能维持百馀年的风雅，在汪氏文士的诗文集中没有线索；而在汪諴《十村公遗训》中有一条重要材料： 我们人家除开当外，别无一事可做。[6] 一九三五年洪业对汪适孙（号又村）藏书簿记钞稿本研究后，得出与上条材料相呼应的结论： 汪氏虽妇女辈，亦辄以书画诗词，名闻于世。一家四代，文雅风流，冠冕全郡。此亦唯其裕于财故能为力耳。今观此册叶八十二有奕懋典、恒泰典、宏兴典、宏丰典年月总赈各若干册。所开当铺，已有四所，其富可知。故能豪于好客，而勇于买书刻书也。[7] 道光之初，东南数省，岁时丰登，民生给足，世家右族，尤能不事淫靡，好为文字友朋之乐。而其时知名之士，承乾嘉诸老之绪论，词章经术具有原本。寻常觞豆，篇什流播，彬彬可观。先生（汪远孙）兄弟藉祖父馀资，读书好客，倡为吟社至十馀年，又为世家右族之所未有。[8] 汪氏家族的当铺不止以上四所，检汪诒年撰《汪穰卿先生传记》，又提及“文泰当”、“临平当”。[9]典当业是汪氏家族优裕经济境况的保障；此外，在承平之世和人文之区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