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逃海外不在法外-丽水法院系统.DOCVIP

潜逃海外 不在法外 ——以法治视角探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 林健芬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严打贪污腐败等职务犯罪，海外则展开大规模追逃追赃行动，境内“打虎”与境外“猎狐”双管齐下。本文避谈职务犯罪引渡问题所涉及的国际社会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仅从法治角度探讨如何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的引渡路径，以期用法律重拳打碎外逃职务犯罪人员的“避罪天堂”梦，为推动我国织就全球“天网”贡献绵薄之力。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现状与特点分析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现状 针对目前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数量及外流资金数额，笔者参考了几组不同时期的数据。2001年新华社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带公款500多亿元（也有报道称500亿美元）在逃。（１）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外逃资金，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总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２）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引述中国社科院数据的报告称：1995年左右到2011年，中国外逃党政干部、国有企业高层、驻外中资机构等单位外逃、失踪人员16000~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３） （二）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特点分析 笔者以2000年至2014年的15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25个被追回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案例为样本，（４）通过逐个比较各个案例的涉嫌罪名、涉案金额、外逃国家、追回手段以及判处结果，分析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及追回过程中的特点。 1.涉嫌罪名 图一 25个研究样本中，由于其中5人涉嫌双重罪名，因而图中涉嫌各个罪名的人数总共达到30个。例如2006年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2004年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析饼状图可知，在各个职务犯罪涉嫌罪名中，贪污罪占比最高，达到34%，其次为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 2.涉案金额 图二 由柱状图可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呈两头翘的趋势，早期的2000年~2003年涉案金额以几百万居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在金融、建筑等领域，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疯狂敛财，涉案金额触目惊心。例如2012年从加拿大遣返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案金额高达9.426亿元。 3.外逃国家 图三 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国家可谓遍布全球各地，由图三分析可知，外逃人员选择的外逃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加拿大、荷兰等未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第二类是我国周边及邻近国家，例如缅甸、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第三类是偏远的滨海或岛屿国家，如斐济共和国。 从图中可以发现，25个样本中，从美国追逃回来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只有1人，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国潜逃美国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数量少（事实上2015年发布的100人通缉名单中出逃美国的就达到了2/5），而是因为我国在美国追逃追赃难度大。以25个案例中的余振东案为例，我国在接受其异地追诉和辩诉交易的前提下，美国才同意将余振东遣返。 事实上，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并不都是常年蜷居一个潜逃地，而是闻风而动，在多个国家间逃窜，例如杨秀珠的出逃路线就是途径新加坡出逃美国，最后又辗转荷兰、美国、加拿大，最终在美国被逮捕。 4.追回手段 图四 引渡是“一国应他国的要求，将本国境内的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移交该请求国追诉和处罚的制度”。（5）在全球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引渡理应成为打击跨国犯罪最正规、最普遍的手段。从图四可以看出，25个研究样本中，我国针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回手段中引渡与遣返平分秋色，分别为4人，外逃人员主动自首为3人，而超过一半的外逃人员都是通过其他手段追回，也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开展刑事合作或者通过外交途径向被请求国寻求帮助。与引渡相比，遣返、劝返、异地追诉及其他手段在海外追逃追赃工作中的使用比例仍然偏高。例如美方于当地时间2015年5月28日确认将会通过遣送手段，择期将中国红色通缉令第一号女嫌犯杨秀珠送回中国。由此可见，目前引渡还未成为我国震慑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手段。 5.判处结果 图五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结果与涉案金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当涉及对外逃追回后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处理问题时，我国对该类人适用法律就可能受到对被请求国遵守个案承诺的限制，如不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死刑但不执行等。以“开平案”主犯余振东为例，他最后获刑12年就是我国尊重美方“辩诉交易”制度的结果。事实上，余振东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达4.82亿美元，而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