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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儒学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原始儒家精义期末考试试卷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一直无法撼动，它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自身变革的要求，经学化的儒学随着中国帝制的被推翻而土崩瓦解，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如果说，十八大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改革，恢复孔孟儒学，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学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这些著作，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倘若孔孟儒学取代马克思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想必《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会立刻成为众人争相购买的香馍馍，如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顷刻间他那些不被我们熟知的小说被抢购一空，无数濒临倒闭出版社因此重获新生。到那时，人人手捧儒学著作进行研读，通识必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也被替换为儒学思想导论，孔孟儒学，必将呈现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儒学提倡以“礼”治国，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其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直谏犯上。儒学思想中还存在着多方面因素诸如“群体主义”、“家族观念”、“道德主义”对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都有正面促进意义。例如儒学思想所强调的群体主义，正是儒家文化圈内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方式的原因，但当走向现代化、发展经济成为民族振兴的重大需要时，这种精神却能够使得国家通过行政力量迅速整合人心、组织力量，造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进而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走向经济发展的道路。[1]麦克法库尔曾说：“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后儒家的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2]随着大工业的日益发展与分工合作要求的逐渐提高，西方的个人主义越来越失去其昔日光彩，未来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儒化”的过程。在世界伦理的形成过程中，儒学思想也有其他思想没有的优势。第一，“天下一家”的思想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存在状态，可以淡化民族国家的森严壁垒，有利于国际和平；第二，“内在和谐”能使人内心中的“欲”、“矩”的矛盾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理性与个体的快乐得到最大限度的统一；第三，“为己之学”始终将人的终极价值建立在人群之中，在社会中获得尊敬与赞许，为社会带来福泽，成就人自我的品格，这个价值之源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第四，“兼容并包”的儒家思想没有神灵信仰，与其他宗教思想或人生哲学易于和解，不会有宗教偏见与偏向，可以接收、吸纳任何思想中的有益因素，丰富自己的思想。但是，作为被取代过一次的孔孟儒学，很显然也是有其不足之处的。“仁”是儒学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学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出儒学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托古改制”是儒学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学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儒学思想教育下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