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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的反思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这本书中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官僚制及其替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尝试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来改变人们思考公共政策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话语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了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具体说来，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解构与建构。第一篇致力于解构，集中分析了各种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及后现代状况下公共行政理论的困境，指出制度主义或宪政主义不过是在强化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所谓的社群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又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它们都无法带领现代公共行政走出理论的困境。因此在第二篇中，利用后现代的现象学、构成主义、结构理论以及能量场等概念建构了话语理论。在两位作者看来，我们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 这个公共能量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每个目标和意图就犹如一个太阳黑子，它可以从任何的和所有的点上燃烧起来，燃烧产生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传导，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到整个领域，也影响到其他潜在的火焰点，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和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但由于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任何人都有权进入政策对话的公共能量场。他们认为现代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充满了“独白式的对话”。基于此,他们认为政策网络中的对话有三种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少数人的对话”有可能导致强权政治和公众冷漠,“多数人的对话”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在后现代状况中，真实的话语是民主化行政理论最好的期待，因此唯有“一些人的对话”形式值得推崇,因为只有它才是表达民主的真实话语。这本书被称为美国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也被认为是目前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研究中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如此夸赞的书，本书也有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单就本书的第一篇解构部分而言，其分析是相对完善、到位的。作者选取了后现代主义这一全新的视角去寻找民主治理的新途径，并紧紧抓住了后现代主义强调否定性、去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以质疑为切入点,批判传统公共行政下的环式民主模式，认为这样的体系是多头政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批判官僚制模式愚蠢的照章办事，认为官僚政府的判断就等于是对民众的主权的剥夺；批评美国公共服务改革以及业绩评估这样的人事实践只不过是在复活传统的治理模式，而并没有试图超越；批判传统理论的两种替代模式，宪政主义和社群主义。但是第二篇话语理论的提出表面上看起来和第一篇的内容逻辑衔接严密，但是它的提出就是对它自己的宣传与倡导,它在主张“真正民主的真实的话语”和强调对话本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其他的对话形式,从而将自己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语境中,而这并不是后现代性的特征，这是本书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简而言之，即话语理论所倡导的内容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有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话语理论意识到了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但却忽略了“人人平等”这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基础。福克斯和米勒提出了有关话语的四种正当性条件,即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然而这四个正当性条件都是不可被量化的,只能依靠主观判断他们的实现与否,因此首先在衡量话语正当性上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作者在提出以上几点美好设想之后也不得不立即承认,实践中官僚制仍然决定了实现话语平等的困难。所以话语理论的提出在批判社群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时，自身也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其实，话语理论的内容并不令人费解，它与现代民主所提倡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在公民社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公民的话语权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在公共政策的空间内进行政策对话也是必要而迫切的。而本书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趋势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借后现代主义之名，急于建构一个新的理论吸引读者的眼球，充满了企图解构一切的鲁莽和冲动，有些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嫌疑，因为其理论基础的论述说服力并不强且确实让人晦涩难懂。尽管本书存在上述本人认为值得反思的理论缺陷，（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本人理解上的偏误），尽管两位作者将其阐释的背景置于美国公共管理领域之内，在“依据后现代的状况改变思考公共政策与行政的方向”,进一步说在“通过一系列近似真实的话语来加以改良”以达到公共政策设计的新视角确实唤起了我们（中国）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诸多价值的关注。我们可以说中国不是后现代社会，但后现代公共行政之于中国还是有一定价值与意义的。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之潮流,各国纷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提升其外向化水平,我国也不例外。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