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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佬”眼中的中国艺术苏立文|文　　尽管今年夏天上海非常热，我还是很高兴再次回来。1940年，73年以前，我首次来到中国，那时候我非常年轻，才20岁出头。后来，在1973年，我再次回到上海，正是“文革”时期，所有有关文化方面的活动都停止了，上海是一个死寂的城市。所以，今天再次回到上海，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文化活动，这么兴盛的一个大城市，我非常非常高兴。　　现在，对于中国的艺术，已经不能够用什么是国画，什么不是国画来界定了。这个问题，自从1940年开始，大家就已经开始不断讨论，不断争论这个界定问题。1940年，我记得当时画家庞薰琹在重庆，向画展的委员会提供了一幅画，是他自己的作品。当时，展览会不能决定这幅画应该放在国画还是放在西画的分类里面，讨论了很久。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我认为什么是中国画呢？就是中国画家画的画，中国作家创作的作品，这就应该是中国艺术。　　1940年到达中国的时候，我什么中国艺术都没有看到，完全没有。那时候我在贵阳为红十字会开卡车，援助中国，运输药品到重庆，那个时候没有艺术。在重庆的时候，我并没有接触任何艺术家。我听到过林风眠这些艺术家的名字，但是并没有遇见他们，而是在成都和其他地方有这种会面。这些艺术家主要是到内地避难，到成都去做各种事情，在艰难生活的同时，自己也成立一个协会，1944年举行了一个美术展览，继续开展美术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面，我看到了很多展品，其中一个就是丁聪的《现世图》，是对国民党的抗议。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要马上把这个图撤下来，不允许展览。我和太太就把这幅画藏了起来，国民党特务就找不到了，后来转到美国去，现在收藏在堪萨斯大学的博物馆里面。这是我和丁聪建立友谊的一个事例。　　1942年，我从贵阳转到成都，在成都的一个博物馆工作。我在那里和我的太太吴环女士结婚，她成为我终身的伴侣。我们1941年在红十字会认识，她是老家在厦门的一个大学生。1942年我们结婚，一直到2003年，她在牛津过世。她是一个科学家，学习细菌学。她从事科学，发展有很有前景，但是为了支持我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就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生涯，竭尽所有的力量帮助我，全力支持我。因为她，我才认识了这些中国的画家、艺术家。当时，从重庆、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很多画家到成都来避难。我的太太打开了我和中国艺术家结识，以及了解中国艺术的大门。　　在成都，我第一次认识中国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里，有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庞薰琹。庞薰琹是我一生最亲密的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1942年，我认识这些艺术家的时候，西化和“中化”的争论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在战争时期，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突然看到了内地很多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新的世界，就不再争论这个西化和“中化”的问题。而对他们的新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生存的问题，这些事情占用了他们更多的精力，就不再争论西化和“中化”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70多年来，中国的艺术发生了这么多的运动和变化，很难把这些变化概括起来，用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词汇或者概念来解释。　　我们在战后的中国艺术中，发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艺术作品，比如说黄宾虹和傅抱石，他们的作品非常优美。我们也经历了“文革”刚刚结束，艺术的初创经过很多挫折的，从1979年开始的那个时期。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80年代初期，在艺术方面，过去的屏障，过去很多的阻碍，很多的封闭，都刚刚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旧的打开，新的又刚刚来到，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创造出来。　　1980年，我来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见到我的艺术家朋友庞薰琹。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不要用我们现在做的行动来评判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刚刚开始。他说过这个话以后，中国艺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新的先锋派艺术，还有很多探索性的艺术不断地出现。在80年代，中国的艺术界确实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是艺术界的新开端。　　但是，很不幸的是，80年代过去，中国艺术界又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时期，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对艺术造成的很大的影响。我感觉，中国的艺术界又产生了很多自我重复的东西，不断地重复自我，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很多别的艺术家，并没有被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所影响。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不断的创作下去，有极大的创作活力和精力、创造力。　　以上说的，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之外的外国人，被大家称作是“不懂行”的外行的一些粗浅看法。我们这些不懂行的人，被中国人称作“外国佬”。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和博物馆里的收藏品，非常非常感兴趣。在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有大量的中国艺术收藏品，收藏得非常详尽，数量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