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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当代中国佛教 【摘要】 中国佛教史开始于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本文从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势、地位、基础和群体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进而阐述了当代中国佛教在哲学思想、社交文化及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指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佛教。 【关键字】发展趋势，地位，基础，佛教贡献 【内容】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历史上的中国佛教，处于第二次宗教融汇运动中，表现为儒佛道三教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当代中国佛教，则处于更大范围的第三次宗教融汇运动中。原来制约着中国佛教发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关系，以及由此使佛教付出的负面代价，今天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 一、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势 政教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 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政教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所创建的佛教组织，太虚法师提出的“议政而不干治”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潮流中所获得的成果之一。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当前，政府和佛教界都提出的“僧要像僧，庙要像庙”之要求，就是在佛教不干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国家在法律上确保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位。“在教言教”与“在政言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佛教领袖赵补初居士对当前某些地区存在“政教不分”局面的批评，正是自觉地回应着政教分离的世界大势。 二、当代中国佛教的地位 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三教关系，主要表现为儒佛二教关系。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教已从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恢复了儒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原貌，这为佛教真正自由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地理差距已大体上被克服，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存在。宗教之间及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间的对话，其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都具有平等地位。在科学向宗教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却独擅胜场。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佛教当仁不让地成为连结东西方文化的纽带。[2] 三、当代中国佛教的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格局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政企合一的局面，必然在经济底层环境扫除旧宗法制度的残余，为佛教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并改变着佛教的存在形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与宗教并不对立，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市场经济形成中在道德领域带来的负面代价只是暂时的过渡现象，“现代化本身产生的问题会增长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减轻现代化带来压力的一种可能方式。”[3] 市场经济运转的前提是明确产权所有制，并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产权关系。这必将使清末民初以来含混不清的“庙产社会所有”的说法得到澄清，从根本上杜绝地方豪强势力借“庙产兴学”及形形式式变种之名义侵占庙产的行为。市场经济改变了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所强化的宗法性教阶制度，必将在社会民主化的潮流中受到冲击，从而使佛教的“六和”精神得到真正发扬。市场经济的运作使社会分工明确化，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重视和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而为佛教保持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和监督系统。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工商业者阶层，这中间一部分人对佛教的支持或结盟，将对佛教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而摆脱海外势力渗透的阴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为政教彻底分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使当前存在的宗教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悖论”现象得到澄明。 四、当代中国佛教的群体 具备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 与佛教唇齿相依的佛学研究得到同步增长，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1992年，大陆先后有3872名作者，在教内外报刊上总共发表了7500余篇佛教文章，其中仅发表一篇文章的为2770人，发表五篇以上文章的作者为 232人。）除去已经逝世者，以及撰写一般介绍文字者，现在能够撰写佛学研究论著的作者，约一百人左右。活跃在佛教界内外的这一百名左右学者，将担负起承先启后，迎接下世纪佛学研究复兴的大任。而且，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政治、经济各界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对话和合作，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一种共同的忧患，认为佛教的健康发展不仅是佛教内部的事，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慧命，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