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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 戴圣鹏/熊富标 　　来源：《江汉论坛》(武汉)2012年12期 　　 　　【英文标题】A Summary of the 12th Marxs Philosophy Forum 　　【作者简介】戴圣鹏，男，1979年生，江西南昌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熊富标，男，1983年生，江西上饶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12年9月22日—23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及《中国社会科学》等十余家期刊杂志社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会代表围绕主题从文化理论的发掘与视野的开拓、文化发展的情境与现时态、文化实践路径的创新与反思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一、文化理论的发掘与视野的开拓 　　在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与主要话题，尤其是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以来，文化研究更是进入一个“深入化”、“广泛化”、“大众化”的阶段。要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理论，在文化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思想。 　　在文化的本性或本质问题的理解上，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认为：“文化的本性的理解应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就是说对文化的讨论不应当仅仅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结构理论的一部分，而应当首先从马克思的实践观角度去深化、拓展和转化，因为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原创的原点。”正是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不少学者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其核心表现为精神、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并进一步认为文化的“形体”是包括以主体为“原点”，由四个层面构成，按两大环节运行的系统，而其中的“灵魂”是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按照这样的逻辑才能认识文化的本质和特性等理论问题。再如，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固化对人具有引领作用”。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认为，社会文化在“实质上必然都是内涵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并在实践结果中变成现实的人类意识、意志和目的的，是凝聚在人类产物中的人类精神”。 　　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如何把握与认识当代中国现有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形式，以及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专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关于文化形态或文化形式方面，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将我们当前面临的文化概括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三是其他外域文化”，并提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而“批判地继承为什么可能？需要从学理上澄清”；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中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思想的规律”；最后，他指出“对吸收外域文化的重要性还要充分地估计”，“对外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也必须有科学的分析”。在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提出要“全方位地和历史地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基础问题”。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则主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进行“方法的检讨与更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分类评估，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和规则这七大部分是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评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要有新的拓展。 　　除了文化的范畴，有些学者也比较重视马克思的文化观与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黑龙江大学刘振怡教授以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视角，认为马克思“文化哲学解释模式的唯物史观有助于社会历史观摆脱宏观的和抽象的特征，成为抽象与具体相融合、具有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刘同舫教授则认为要重视马克思文化解放的立场，因为“作为一种代表未来文化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需要在文化解放的过程中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意识，克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病，使文化解放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相统一”。 　　二、文化发展的情境与现时态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日益冲突，多元文化并存，多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