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社会学视野.DOCVIP

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作者：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