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异”中求“和”？——当学院拥抱实验艺术.doc

　　 　　2011年5月，“和而不同：第二届中国实验艺术文献展”及中国实验艺术教育大会在中央美术学院落下帷幕，中国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也于展览期间在京成立。当“实验艺术”成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美术的热点，对于美术学院实验教学的思考以及对于实验艺术作为一个艺术专业门类的讨论也随之展开。此次实验艺术文献展“学院风尚的实验课堂”单元选择了十几个国内高校实验艺术课程项目的案例，笔者恰好曾参与过该单元的一个展览，作为十年前一个展览活动的参与者与评论者，也曾亲历过“实验”教学的感奋与热情。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年那些对于学院传统教学体系的“集体反叛”，也借此次学院里举办的文献展而“集体怀旧”了一下，并郑重其事地走入了“学院”的历史。 　　正如这次实验艺术文献展的主题所提示的，当下的实验艺术及其相关学院教育，都试图在学院体系中寻求一个“和而不同”的坐标。然而实际上，既想求“异”又要求“和”的诉求，正呈现了新兴实验艺术与既有学院传统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同时更拷问着实验艺术学科建构依据的严谨性与学理性： 　　一方面，“实验艺术”的本质与学院的经典性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传统意义上的实验艺术始终存在一种假想的对立目标，即针对艺术创作的主流思潮与观念模式，特别是针对学院派，试图突破和动摇“美术学院教学系统的、程式化和技术性的美术训练基础”。当然也有为学院实验艺术追根溯源者提出，早在上世纪“85新潮美术”时期，一些重要的艺术群体都是以美院青年师生和毕业生为主组建而成，很多艺术家也都直接来源于学院;但问题是，二十年前的“实验艺术”家们虽是确以从美术学院里走出的艺术家为主，这些“实验艺术”作品与“学院”却并无直接的关联，学院从未以主动的姿态推动“实验艺术”的发展，甚至在当时，实验艺术一度是作为“学院派”的对立面和挑战者的姿态存在的。 　　另一方面，实验艺术边界的泛化也从某种程度上动摇着其存在的根据。今天的“实验艺术”呈现着某种既寻求突破又无所不包的悖论，前者体现在观念上，后者表现在媒材上。于是，当下“实验艺术”既承担着如何“拓展”的使命，又必须思考如何自我“限制”，使其学科规范与教学手段尽快固化成型。以此次“实验艺术教育大会”展出的作品形式来看，囊括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行为表演、文本采集等艺术形式，几乎所有美术创作形式都包含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我们不能把任何带有实验观念的艺术创作都归类于“实验艺术”，也不能把所有以新媒体或跨媒介表现的艺术都叫做“实验艺术”，否则“实验艺术”就没有足够依据成为与油画、中国画、雕塑等传统美术门类并列的学科。 　　这一包罗万象的艺术展览，使笔者不由得想到了八十多年前林风眠在中央美院前身北京国立艺专发起的那场“北京艺术大会”。1927年5月，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的“北京艺术大会”涉及了绘画雕刻展览、音乐演奏、戏剧表演等各个艺术门类，展出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刻等美术作品三千余件，兼顾的风格也庞杂不一，按照大会的组织大纲，“举凡旧家收藏，或现代创作，但使肯供研究，均期尽量搜罗，粹中外之大观”。然而，这种原本要将各种门类艺术创作“冶于一炉”的“大杂烩”实验，收效却远不及预期：“旧画家”与“新画家”作品的同场展出、中国古乐与西洋交响乐的同台登场，其实际效果非但没有中西、新旧相映成趣，反而显得生硬与尴尬，恰恰暴露了这种调和实验的困难性与局限性;在展览模式的设置上，既要仿效法国的沙龙和日本的帝展，又要试图囊括所有民族艺术样式而彰显其文化特色，将各种并不相干的艺术门类汇展于一起，也映衬出展览主题的含混性，隐约透着清末民初之炫奇会、赛珍会的影子。 　　 　　20年代的北京艺专校舍史料照片 北京艺专展厅的史料照片网络足球游戏 　　从当年“北京艺术大会”到此次“实验艺术文献展”，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在把“实验艺术”当作一个可以将一切难以归类的内容都装进去的“大筐”，并冠以统一的学科名号来使其合法化?实验艺术在今天面临的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从艺术门类的分科逻辑标准上，如何划定这一学科的边界，在既有学科分类的统一标准上找到其应有的坐标?或者如果说实验艺术只强调了某种创作状态与创意思维，那么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或如何能够永葆“实验”的姿态?还是仅仅将其作为权且存在的过渡性艺术类别?实验艺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固然可贵，但也须警惕其过度泛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多元格局与自由氛围，而不进一步着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其进行整合与深化，实验艺术这一带有当下性与过渡性意味的学科门类就有被历史“过渡”掉的危险。至于学院教育与实验艺术的微妙关系，我们也须认识到：当学院和体制试图把一切新的观念形态和艺术门类都包含其中，也许正是其原有的经典性价值核心日益式微、模糊、偏移甚至瓦解的表征。 　　诚然，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对于实验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