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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法》的立法背景 　　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能源形势以及我国现有立法无法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是我国制定《能源法》的基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能源生产、消费的快速增长，我国正面临十分复杂的能源形势与安全问题。表现在：[2] 　　第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 　　第二，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能源产业发展。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资源勘探相对滞后，影响了能源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2008年初，在我国南方地区遭遇严重的雪灾面前，电煤的短缺严重制约了电力的供给。 　　第三，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富煤、少气、贫油的能源结构较难改变。同时，我国煤炭清洁利用的水平又较低，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多。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 　　第四，能源技术相对落后影响了能源供给能力的提高。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一些重大能源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造水平还不高。 　　第五，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对我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较大。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需要在立足国内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扩大国际能源合作。但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石油市场频繁波动，国际油价高位振荡，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影响着能源国际合作。这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开发和对外合作，从而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 　　虽然我们面临着复杂的能源形势，但我国能源立法并不完善。尽管我国已经在能源资源、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能源节约等能源领域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多部法律，但是这些法律有的是针对资源的、有的是针对行业的、有的是针对产品的，这些专门性立法在能源行业的具体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仅有这些专门性立法还不能满足我国应付复杂的能源形势中处理各种关系的需要。譬如，能源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需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安全供应，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如从制定战略规划到储备应急，从立足国内到对外合作，从政府监管到利用市场，从反对强势团体的垄断到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从技术创新到经济刺激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单行能源立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需要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予以规定和保障。 　　此外，国外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经验也证明，制定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对于保障能源供应、维护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我国《能源法》的制定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提出的。 　　二、我国《能源法》的立法模式和定位 　　在上述形势下，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什么样的《能源法》？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这是制定《能源法》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能源法》的立法模式和完备程度也有着很大不同。第一种模式是美国的“法典式”立法模式。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它在能源领域进行的立法亦比较完善。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2005)虽然名为能源“政策法”，而事实上则集美国能源立法之大成，长达1720多页，共有“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石油与天然气”、“煤炭”、“印第安能源”、“核能问题”、“汽车与燃料”、“水力发电”、“研究与开发”、“能源部的管理”、“人才与培训”、“电力”、“能源政策税激励”、“醇类与车用燃料”、“气候变化”等十八章，420多条，其内容广泛而具体，几乎涵盖美国能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它是美国能源法典也丝毫不过分。[3] 　　第二种立法模式是“通则式”立法模式。韩国《能源基本法》、蒙古《能源法》、德国《能源产业法案》等，都是采用的这种立法模式。如蒙古《能源法》的立法宗旨是：“在对能源行业的各个环节，即能源生产、传输、配送、调度和供应活动、能源设施的建设以及涉及能源资源使用的能源消费等事项进行调整。”为此，该法规定了在能源事项上具有管辖权的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能源活动许可证、能源费率与价格、能源监管机构对能源部门的安全和技术监管、争议的解决和处罚等一套基本规则。[4]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