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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方向感的写作 潞 潞 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了晓奇的这部诗稿。大约七、八年前，我认识了晓奇，他到我家来，和我母亲是武乡同乡，一老一小用乡音聊得十分亲切欢畅。那时晓奇已经开始在《山西文学》发表诗作，当然我也认真读了，感觉有灵气，但还是显得稚嫩。晓奇是“80”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一个特殊年代，诗歌几乎受到全民关注，诗人遍地开花，号称“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能砸到一个诗人”。我赶上了那一拨。现在诗歌没有那么热了，甚至被边缘化了，诗人出名比我们那时候难得多。不过，诗人还是一茬接一茬生长，八十年代写诗的人还没放下诗笔，这不，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然走上诗坛的前台。 这是一部成熟的诗集，就像作者本人，从当年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已经成为稳重成熟的青年才俊，这中间成长的过程，一直伴随着他的诗歌写作。诗集中有若干闪光的地方，容我不去一一提及，读者自然能够读到。我想说的是其中一个组诗《八槐街，那些绿色的枝头装饰两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以为，这组诗代表了作者的某种创作倾向，或者，表达了作者目前的诗歌观念，而这种观念则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感悟并修正来的。 每一个青年都是一个诗人，即使他（她）不写诗也是。这说明诗歌天然地与青春和激情相关。但是青春期的写作很快会过去，激情也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艾略特说：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的诗人，如果想继续写诗，必须得有一种历史感。很多诗人熟知艾略特的这一说法，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做到却不容易。在经历了必须的青春和激情之后，作者拿出了《八槐街》这样的诗作。这组诗由八首短诗构成，每首诗都触及到山西的一个文化标志，它们分别是：洪洞大槐树、晋商乔家大院、佛教圣地五台山、黄河壶口瀑布、太行山、杏花村、云冈、走西口，这是精心选择的，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洪洞大槐树是根，是生命的起始，组诗因此从这里切入，后面的诗不仅涉及普遍的文化意义，而且有着个人的生命体验，比如太行山，那是作者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杏花村，是作者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如果诗歌不处理个人存在，即便面对文化的主题，亦将演变为文化学，诗人将成为论文的写手。针对如此庞大的文化象征，“我在”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八槐街》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每首诗都扣着另一首诗，它们有互文的性质，是一个统一体，可看作是首尾衔接的一首诗。通过这些诗，我们不仅看到作者匠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作者的成熟，即他已经从个人的经验和情感中升华，挣脱了青春期写作的无形囚笼，其诗歌触角已经伸向一个深广的领域。个人经验，包括日常生活都是诗歌不可或缺的资源，但是成熟的诗歌不会随意拿来，一定要经过抽象的提取，使其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以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一些青年诗人当激情消退，诗歌创作也就难以为继，因此有一种“诗歌属于青年”的说法。其实不然，中年以后的诗人往往更加睿智，他们能处理更复杂的题材，当然前提是必须有能力超越个人的狭隘王国。 《八槐街》有如一道长廊，这个用“绿色枝头装饰两旁”的街巷，这个虚构的、象征的“八槐街”，其方向标指向历史文化深处，诗人由此进入一个挖掘不尽的宝库，这里的宝藏赋予了他诗歌写作的方向感，这是有抱负的诗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对于一个有观察力、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诗人而言，这个宝库几乎处处可以撷取到诗意，但是如何表现，即最终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无疑充满了冒险和挑战。晓奇自如地处理了手头这个有难度的题材，他运用象征、隐喻种种手法，以诗的面貌重新展示了对那些历史文化景观的阐释，并在其中与生命本身进行了对话，“阐释”和“对话”正是诗的神秘创造性所在。 诗集中《村庄史》等诗篇，都具有明显的写作上的方向感，在历史文化这个向度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寻找或回归“家园”。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曾出现过“寻根”热，这个命题实际上一直持续着。而且，今天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较之从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晓奇这样出生农村，尽管农村早已不是古典诗歌里的田园牧歌，但与他现在生活的城市依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和传统社会的唯一脐带剪断了，和自然的时空背景隔离了，个人生命被放在完全异质的环境中，多么孤独而凄凉。然而这就是命运，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离开了，就意味着永远回不去了，这也是他们和上一代人的最大不同，也是和尤利西斯式的回乡根本不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庇护就是——精神家园。只有在这个精神家园里，他们才能安然栖息，才能被拯救。看起来这似乎更接近哲学，是的，诗歌已经度过了它的浪漫时代和青春时代，诗歌日益和哲学靠近，诗与思，将合为同一大道。 我姥姥家那个小山村，作为移民村，已经从新版地图上消失了，一个数十代人生活的地方就这么没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对人世间的演变，我们不必太悲催，但我们不能放弃记忆，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所谓文化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诗歌当然地具有储存记忆，复活历史的功能，因此，诗人们是赋有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