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参排版总第118期32期-三校修订稿定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PDFVIP

“三农”决策要参 2015 年第32 期 （总第 118 期） 国农村研究院 2015 12 月1 日 过去与现在：变迁中的农村纠纷解决 ——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内容摘要：本文借用“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对当代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认为农村纠纷 解决方式变迁与社会结构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 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重塑农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应以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为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村纠纷解决 超稳定结构 社会结构 社会秩序 *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 清华农村研究博士生论坛”入围论文。 - 1 -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基层纠纷解决一直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有 机环节，服务于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去完成党和国家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任务。 有鉴于此，真切地关注并研究新中国成立后 的农村基层纠纷解决，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重要话题， ② 研究成果相当丰硕。 纵观既有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研究对 象都集中于乡土社会及其纠纷解决，但研究结果却呈现很大差异： 从完全的礼治，到礼治与法治的冲突，再到礼治与法治的欠缺， 因此也诞生了研究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不同范式：“无讼”、“送法 ③ 下乡”和“迎法下乡”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 于时间：“无讼”研究范式的对象是 1949 年前后的乡村社会；“送 法下乡”研究范式的对象是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乡村社会； ①王亚新：《农村法律问题实证研究》，《法律与社会发展》，2006 年第3 期。 ②笔者以为，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三 ，分别是 《乡土中国》、《送法下乡》、《宋 村的调解》。三者都在广泛社会调研的前提下描绘了乡村图景，尤其是纠纷解决。《乡 土中国》描绘的是我国农村典型的传统乡土社会，介绍了在传统礼教情境下着眼于大 局和未来关系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送法下乡》是在生产力发生变革、人力开始流 动的情况下借助我国本土资源建立现代法治，为求更恰切地解决乡土纠纷作出尝试性 探索；而 《宋村的调解》则从历史观和语境化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自上世纪80 年 代至今三十余年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调整和意识形态变迁等方面的变化，以此为背景 续写了以宋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方式的变迁。可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人民出版社，2008 年；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0 年；董磊 ：《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法律出版社， 2008 年。 ③对于 “迎法下乡”是否构成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新的范式，有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该观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进一步论述。参见郭星华、邢朝国：《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118 期，第129 页。 - 2 - “迎法下乡”研究范式的对象则是2003 年以后的乡村社会。也 就是说，此三种研究范式所体现出来的是不同时间段乡村社会在 纠纷解决方面的景象。 为了研究的直观与便利，本文参照研究范式的变化，将当代 ④ 中国农村发展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至2003 年、2003 年至今。第一阶 段，我国农村处于匮乏的小农经济时代，发展缓慢，村民之间有 一套内化于生产生活的纠纷解决方法；第二阶段，我国城镇化进 程加快，从而带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进入丰裕 经济时代，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开始受到挑战；第三阶段，受国 家政策调整，农村纠纷解决方式日趋多元化甚至碎片化。具体 言，这样划分时间段的原因在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中国农 村实现从匮乏经济到丰裕经济的飞跃，同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多 元化，农村原有内在秩序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