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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中的标准人：部门法角度的思考摘要：考察有关部门法的具体制度，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标准人的预设。由于法律制度的抽象性、概括性要求，在规定相关权利与义务时，立法者需要确立一种抽象的标准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基本定位。运用标准人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在立法中确定更为合理的标准人以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效，在司法实践更为准确地认定事实与解释法律以更好地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关键词：法律标准人立法法律解释　引言：一则案例引出的问题【广告法案例：“玩美女人”广告案】2001年4月，上海思薇尔公司委托上海华智地铁广告公司发布了印有“玩美女人”字样的灯箱广告，设置在地铁与火车站。4月19日有媒体报道了对这一广告文字的异议，次日华智公司将该广告灯箱拆除。8月28日，上海市工商局黄浦分局对思薇尔公司做出了责令停止发布、公开更正、罚款二十余万元的行政处罚。思薇尔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黄浦区法院做出判决认为，“玩美女人”广告词中“玩”字的多义性及“玩美女人”的词语搭配，极易误导地铁中的匆匆过客产生“玩弄美女”的不良印象，且客观上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这种后果，明显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社会良好风尚，工商部门对此行为进行查处并无不当。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思薇尔公司提出的意见值得关注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出现了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单一个‘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不是一个‘玩弄’所能涵盖，‘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且现代汉语词组多双音节，如果硬要念为‘玩－美女人’就很拗口，‘美女人’一词也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如此理解纯属牵强附会。”这一意见虽然有狡辩之嫌，但仔细思考之，不无道理。工商局的行政处罚是基于《广告法》第3条、第7条等的规定，而“玩美女人”四个字作为广告文字是否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呢？这就取决于人们对这一文字的理解。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法官在判断时应当以谁的理解为准呢？思薇尔公司认为只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庸俗”，高尚的人应当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既然法院的判决中也承认“玩”字具有多义性，那么法院为什么不能接受思薇尔公司的意见，采用“高尚者”而非“庸俗者”的理解进而认定该广告未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呢？黄浦区工商分局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广告所造成的影响是一种客观事实，广告主自己对广告的理解不能强加于广告受众，更不能因为别人把‘玩美女人’看作‘玩弄美女’就认定这是别人庸俗化的理解，而非广告的过错。”同样，这一观点中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法院应当将“别人”们而不是“广告主”们的理解作为认定标准呢？从而，该案的关键就在于法官采用谁的评价标准（或者就是法官个人的评价标准）来判断：如果采用“庸俗者”的评价标准，则此广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应维持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如果采用“高尚者”的评价标准，则此广告不仅不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而且颇有创新，应撤销工商局的行政处罚。由该案再进一步，需要我们研究的则是：无论法官选择何种主体作为评价的标准，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与依据，那么法官选择评价主体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法官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评价主体而舍弃另一个评价主体？“一致的价值经验是认识正义的基础，认可此种主张并不困难，难处正在于实际获得一种广泛一致的价值经验。”法律对于法官的这一选择行为有无要求与规定？如果法律没有要求，则必然导致放任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而有损法律的统一与明确，因为不同的评价主体必然决定了不同的判断结论与判决结果；如果法律有要求，则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法律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本文拟由此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第一部分考察几个部门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司法实务的具体运用，在引言部分所引案例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本文核心问题的提出，即法律中是否存在一个评价的标准人；第二部分从法理角度对部门法中的此类现象做出一个初步的解释与论证；第三部分简要分析这一理论在立法与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一、部门法中的标准人现象考察（一）商标法中的标准人【商标法案例：“恒升”诉“恒生”案】1993年安徽伟创电子有限公司“恒升”商标获得注册，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计算机。1998年1月伟创公司将该注册商标转让给北京恒升远东电子计算机集团。1999年4月北京市恒生科技发展公司在计算机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的“恒生”商标被商标局初步审定并发布公告。伟创公司提出商标异议后，商标局作出了驳回异议的裁定，认为两个商标并不近似，指出：“‘恒生’与‘恒升’发音虽然相同，但字体、含义有一定区别，在实际使用中，消费者已完全可以将二者区分，不会造成误认。”但是在北京恒升计算机集团诉北京恒生科技发展公司和北京金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