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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教授与经济学家张军博士的对话 诺斯、张军 　　2002年3月17日下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诺斯教授应邀在《文汇报》社做客，与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博士就倍受关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话题进行了50分钟的面对面交流。张军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并在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经济学领域中最有魅力的研究方向。至今已有至少4位经济学家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奖金。1997年，“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SNIE)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成立，诺斯教授是该协会的倡导者和当选会长。作为该协会的中国会员，张军教授与诺斯教授曾多次见面。 　　制度和新制度经济学 　　张军：诺斯教授，您好。我很高兴今天在上海见到你并能够在这里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与您进行沟通。这个机会的确是难得的。你也许已经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对新制度经济学感兴趣。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体制上的变革。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这个体制变革的逻辑以及如何预料进一步的变革方向。可是，在今天，我们仍想听听你是怎样看待经济中的“制度“的，另外，你可以再给我们定义一下“新制度经济学”吗? 　　诺斯：制度是人们从事选择活动的理由。制度给人们的选择活动提供了激励。制度的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被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但是他们缺乏的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来帮助我们认识制度的存在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过去的那些制度经济学家，比如凡伯伦和他的同事，他们有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关于制度的经济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发展出了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而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提出的“交易成本”。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的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因为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新”的。 　　张军：我知道，科斯以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主要还是研究非常微观的问题，比如企业和组织结构的问题。这些工作当然也是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你的研究工作看起来与科斯和其他人是不同的。作为经济史学家，你想把科斯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和个人交换的思想应用于整个经济，帮助我们来认识经济体制的变化。 　　诺斯：刚刚说过，科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的这个概念和理论是想帮助人们懂得企业是怎样运行的。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威廉姆森等人在内，都是想运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弄清楚企业是什么、组织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等问题。但我认为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依赖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这也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张军：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第一大学那次见面时，你说过，新制度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框架”。是这样吗? 　　诺斯：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确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是很诱人的工作。我最近正在写作一本书，就想对制度变迁做一个动态的解释。我希望在明年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制度与制度变迁 　　张军：我知道您将要给复旦大学的师生做一个报告，您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些报告的大致内容? 　　诺斯：我准备谈的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转轨经济中的运用。我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我们知道，在博弈论中，研究证实，如果参与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博弈，那么人们就趋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人们并不了解整个博弈，特别是在参与者人数非常大的情况下，人们自己很难实现一个合作的结果，相反，欺诈会很流行。所以，必须设计一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收益是什么，使他们趋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你如果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去，你会发现人们至今还无法有效地发展出个人之间的有效交易。为什么呢?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史学家曾经研究了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发现，他们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与他们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我说的政治制度是指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这三样东西。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的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个人之间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易就是通过政治制度来保证的，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制度问题。对于一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