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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 本次调查主题：农村社会居民保障制度 调查日期：2012//1-2012/2/10 调查地点： 社会实践的参加人： 一、农村社会居民保障制度的现状 (一)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 2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使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重新界定。按照不同的居住地,不同的就业市场,我们将中国农村人口分为四类: 1.居住在农村的纯农民,他们仍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应该在6亿左右。这部分人多为老人和妇女,俗称3860部队。他们是农村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劳动力整体素质较差,非农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与他们无关或关联较少,他们收入低下,抗风险能力脆弱。 2.乡镇企业的职工,大约1.3亿。这些人大多离土不离乡。这部分人口是较早进入非农领域的,其中的多数是身在企业背靠土地。他们面临的风险较小,只要企业不破产倒闭,生活相对更有保障;即使企业破产,也可以继续回家务农。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已保障的人口中多半是这部分人口。 3.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其中农民工约有1.1亿人。当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接近饱和时,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数据显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比例高达82.7%.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分别占到66.2%,13.0%和3.5%。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他们面临的风险首先来自于失业和劳动中发生工伤事故导致伤残。由于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缺乏安全保障,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较高。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和生存的压力是四类农村人口中最大的。 4.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达4000多万。这些人失去了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为一体的土地,其中一些人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游荡于城市边缘。这些人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坐吃山空后任何生存,失去了土地保障,当务之急是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和加强就业意识。 按照这种划分,中国有9亿左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实际占总人口的70%左右,而不是60%。这些农村人口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又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旦遭遇风险,很容易陷入贫困。 (二)农民的经济现状 中国农民的经济现状呈现四大特点: 1.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绝对收入水平较低,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2475.6元。但是,但相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农民没能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2.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从图1中也可得到证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到2002年达到3.11倍。2000年我国人均GDP才突破800美元大关,而国际上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可见,我国已远远高于国际一般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并呈上升趋势。如果考虑财富因素,中国的贫富差别就更大了。2000年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是农村居民的11倍。收入的差别会推动财富差别的更大化。 3.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1985年以前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在3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差距接近5倍,90年代末以后基本稳定在4.2倍。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0个,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河北,后10位的地区从低到高依次为西藏,贵州,甘肃,陕西,云南,青海,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最高地区上海的收入(6223.55元)是最低地区西藏收入(1462.27元)的4.26倍,最高地区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2475.63元)的2.51倍,最低地区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 4.绝对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来,农民贫困问题明显缓解,贫困率降低,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绝对贫困线标准定得太低,绝对贫困人口的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远远高于60%的国际标准,难以满足这部分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国际上公认的绝对贫困标准是人均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相当于我国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800多元人民币。按照实际的购买力(3个多人民币顶一个美元),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也应当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接近于我国相对贫困线标准(低收入户)。国际上一般以全体居民人均收入的1/2或1/3作为相对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