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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源泉 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成为 经济增长源泉 ———一个供给侧视角 蔡 昉　 郭震威　 王美艳 一　 引言 自２０１２年起，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减速过程， 综合考虑减 速的节奏、 深度以及持续时间， 这种减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 的。 虽然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产生了一定的非趋势性或扰动性的影响， 中国ＧＤＰ增长率仍然从２００７ 年 （１４２％） 或 “十一五” （平均 １１３％） 的峰值， 大幅度下降到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９％或 “十二五” 的７８％。 更重要的特点是， 这个减速趋势迄今为止尚 未到达人们预期的 （止跌回升的） 谷底。 因此， 如同世界经济减速， 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经济 学课题。 鉴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中国能否正 确应对这个减速挑战， 关乎其是否能够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经济发 展的大命题。 实施正确的政策以成功应对挑战， 必须以准确判断形势为前 提。 诸多研究者出于惯常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把这次中国经济减速解释 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因需求侧冲击而不时出现的周期现象， 并且开出了 通过扩大投资进行刺激的药方。 例如， 林毅夫 （Ｌｉｎ，２０１１） 的分析就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 通过把 中国出口减少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低迷，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 ４１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１卷）： 改革、 资源能源与气候变化 家出口下降的事实关联在一起， 尝试论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 （外部） 需求 侧因素所致。 第二， 通过把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以人均ＧＤＰ相当于美国 的百分比衡量）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同等阶段， 即与日本的１９５１ 年、 新加 坡的１９６７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１９７５ 年和韩国的 １９７７ 年相比较， 用后发优 势论证中国尚有很大的高速增长潜力。 例如， 数据表明， 这些经济体在到达 这一节点之后的２０年里， 分别实现了９２％、８６％、８３％和７６％的经济 增长率。 由此看来， 中国似乎仍有８％的增长率潜力。 但是， 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 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 考虑或者忽略人口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 论， 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 得出的结论会与按照 人均ＧＤＰ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本章将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 （随后就进入负增长） 的时 ① 间作为比较的基准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年、 韩国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以及新加坡的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如果把 人口抚养比 （１４岁及以下和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与 １５～５９岁人口的比率） 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显著上 升的时间点， 也远远晚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 例如， 日本的 人口抚养比虽然于 １９７０年左右降到最低点， 但是， 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则 是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 而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间大体与中 国相同。 也就是说， 相对于人均ＧＤＰ水平的增长来说， 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尤 其快，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 考虑到过去３０ 多年高速经济 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 以及人口红利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 蔡昉 和陆旸 （Ｃａｉ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３） 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估计了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中国ＧＤＰ 的潜在增长率。 从各时期的平 均数来看， 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为 ９６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０３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下降到７５５％， 预计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将进一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