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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在《伤寒论》对外感病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丰富和完善了温病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如在方剂方面，《条辨》l 98首方中，用仲景原方或仲景法加减的达70余首，约占三分之一多。非但如此，吴氏运用仲景方药在继承的基础上并有发展．正如吴氏本人所说：“用古法而不拘用古方，医者之化裁也。”如白虎汤在《伤寒论》中是治疗阳明经证以及热厥的主要方剂，若在此基础上又有气阴两伤者则用白虎加人参汤。吴氏则用白虎汤治疗太阴温病，如上焦篇第七条指出：“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 吴氏认为，白虎汤与银翘、桑菊一样．也是辛凉之剂，具有外透“达热出表”的作用。另外，吴氏认为，只要是温邪传入气分的实热证．不论在肺在胃，都可以用白虎汤治疗，在上述基础上又出现脉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者鼻翼煽动的．这是气阴俱虚，化源欲绝之证，须用白虎加人参汤方能有效。吴氏指出，脉浮大而芤是阴虚而阳不固，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虞，故用白虎退阳邪，人参固正阳，使阳能生阴，是救化源欲绝的最佳方法。吴氏还提出了“白虎四禁”，为白虎汤的临床应用进一步提出了规矩准绳。吴氏还在白虎汤中加玄参、犀角两味凉血之品，名化斑汤，治疗温病发斑．扩展了白虎汤的临床应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吴氏对《伤寒论》的继承是在辨别伤寒与温病异同的基础上的继承。《凡例》中指出：“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他在上焦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他说：“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病火之气，风者水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可见吴氏看来．伤寒与温病在病因、受邪途径、病变性质、部位及治疗上均不一致。反对寒温不分，主张寒温有别。 吴氏与叶氏《临证指南医案》有密切的继承发扬关系。有关《条辨》与叶案的关系，吴氏在自序、凡例、条文自注中均有交代：如《条辨·上焦篇》35条自注说：“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可谓记众善以望洋之叹，而怪乎后人之无阶而升也。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可见，《条辨》与叶案之间有密切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条辨》具体内容中，对叶氏的继承表现的更为突出。如《条辨》所用方剂，约一半来自叶氏《临证指南医案》。 2 、 畅三焦辨证 明三焦治则 吴鞠通完成了三焦辨证体系，使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证恰当地联系起来，以三焦为经，卫气营血为体贯穿各种温病，并以三焦病势确立治则。认为上焦温病是指肺与心包络病变而言，中焦病是指脾胃病变而言，下焦病是指肝肾病变而言，始上焦、终下焦是其传变规律。不仅倡导三焦辨证，而且将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紧密结合起来。在《条辨》各篇中，吴氏以三焦为大纲．融入卫气营血辨证的内容，形成了两种辨证方法经纬交错．互相补充的特点。 关于温病总的治则，《条辨·治病法论》曰：”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见。。针对温病初起，病在上焦，病势如羽的特点，以“轻。、“举。为治则，用药宜轻，多用花叶之类，药量亦轻，煎时较短，以透散外邪于上，符合“其在上者轻而扬之”的原则；病至中焦，邪在阳明，病势如衡．以“平”、“安”为治则，用药旨在调整斡旋，使失衡的气机、阴阳恢复平衡．或清或下或辛苦开泄，使气机畅达，阴阳调和．脾胃健运．燥湿不偏；病至下焦，病势如权．以“重”、“沉”为治则，宜用血肉有情，质量浓浊走下之品，如甲壳、胶质等滋腻之物．其量较大，煎时较长，以填补欲竭之真阴或潜镇虚风。这些原则充分发扬了“攸其所利”的思想，提纲挚领地揭示了温病的辨证论治规律．对指导临床具有重大意义。 3、治疗温病 重视养阴 参合诸法 吴氏根据温为阳邪，最能耗阴竭液的特点．重视温病以救阴为主的治疗原则。吴氏谓：“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其有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又为温热生发之气所烁，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凉……用甘凉甘润培养其阴精。”吴氏对上焦温病的治疗，不取辛温、苦寒之品，而用辛凉之剂，轻清透邪，意在“撤热保津”、“顾护其阴”，病入气、营、血分或气血两燔时．加重甘寒救津之品．并立雪梨浆、五汁饮等甘寒救液方剂。对中焦温病之热盛治以甘寒清热，如白虎汤之类．对阴虚证治以甘寒养阴、咸寒增液，如益胃、玉竹麦门冬、增液等汤，并辅以益气，使用苦寒消化药物，禁用淡渗利尿．避免耗伤津液。对下焦温病，由于温病后期邪少虚多．热邪侵入耗竭阴液，肝肾阴虚为必有之证，其治疗应以复肝肾之阴为主，扶正以敌邪。 吴氏对湿温病治则及攻下、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