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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社会就需要所谓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在发达国家，这是在现代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高度发展成熟后，这两个部门的失灵充分表现出来以后才产生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后现代”现象。它的产生与发达国家两种通行模式的危机密不可分，也就是所谓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引发的市场体制危机，和七十年代后所谓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的危机，这两种危机促使人们去探索一种新机制。 在国家－政治领域就出现了“既不是自由市场，又不是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取向，而在社会生活领域，第三部门便应运而生。可见它的逻辑前提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里要强调“现代”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它是现代民主福利国家的失灵，规范竞争的公平市场的失灵。然而，在社会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第一、第二部门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就要提到上图中左下方的这个象限了。这就是“通过强制机制提供私人物品”的“第四象限”（英语“部门”与数学中的象限是同一个词sector，所以也可以说是“第四部门”）。这个象限在当代第三部门理论中是没人提到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在民主制下，由公众授权的强制机制只能用于公益；而在法治下的规范市场中，私人物品只能通过自愿交易获取。无论哪种情况，强制机制原则上都是不能用于私益的。 但是对于非现代国家来说，它就是个大问题。在欠民主的条件下，不受制约的官府强制机制并不是只能用于公益的。行政权力在传统专制体制下往往成为私人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提供者，而不是公益－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古代所谓的“家天下”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刘邦当初本是个二流子，他父亲斥责他说，你看你整天游手好闲，而你哥哥就挣下了多大一份产业！ 后来刘邦当了皇帝，把他父亲接到长安，得意地说：“我这产业比我哥的多吧？”天下既然是他私人的产业，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成了提供私人物品的工具。前蜀皇帝王建曾说：“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讲过：专制帝制下“天下如产业，人皆得而私。”这都是说强制机制提供私益的事。  另一方面，那时的“市场”缺乏契约自由、公平交易的法治基础，盛行马克思所说的“权力捉弄财产”的规则，强权垄断、欺行霸市、仗势豪夺并不希奇。正如白居易《卖炭翁》诗所说的：“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样的“市场”提供私人物品远不是仅仅通过自由交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权谋私、“寻租”索贡的场所。 总而言之，在现代民主与现代市场体制尚未形成的不发达状态下，强制手段可以用来提供私人物品而非提供公益（因此那时的官府尚未形成“第一部门”），私人物品也可以通过强权而非通过自由交易来获取（因此那时的“市场”尚未形成“第二部门”）。这两者综合，恰恰就是上图中的“第四”象限，即那种政企不分的传统专制体制——“通过强制机制提供私益”的机制。 而所谓现代化过程，就是要消除这个“第四部门”，即一方面通过民主化进程使强制机制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家天下”变成“公天下”，从而形成第一部门——现代政府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进程使私人物品只能通过自由交易来提供，“卖炭翁”变成自由交易者，从而形成第二部门——现代企业组织。只有在这两者产生之后，“第三部门”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基础。那时第一、第二部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试图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如下图所示：  可见，第三部门是一个与传统模式相异的全新组织形式，美国学者萨拉蒙称之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的“全球社团革命”。据说工业化发展模式要求民族国家，而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则要求发展跨国的第三部门组织。虽然一般谨慎的学者认为它应当与第一、第二部门互补互动，而不是向这两个部门挑战乃至试图取代它们。 但勿庸置疑，对于最激进的第三部门活动家来说，被认为可以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这类组织在实践中发展为挑战现代民主政府与现代市场机制的尝试，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尤其在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民主体制也积弊日显、传统左派运动陷入低潮，而作为主流现代性的现实资本主义体系又确实存在诸多毛病的情况下，当代国际上的第三部门运动大有发展成为“另类左派”运动之势。 当今国际上第三部门运动基本上是两类组织的整合：一类是成员利益维护组织，例如各种行业组织，象工会、农会、行会、商会之类，以及各种社区组织、消费者组织等等。这类组织的起源较早，早在人们不知第三部门为何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有了。工会争取的福利对于投身工会运动的个人而言是具有外部性的（与受雇于企业可以是单纯为自己打工挣钱不同），亦即具有公益性。但对于工人群体或会员群体而言这种利益又是内部性的，因此它并非纯粹的公益组织。一般地说，这类民间结社是现代第三部门的历史渊源，如今也是广义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有这类组织是不能构成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