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中的北方文化因素.docVIP

论《离骚》中的北方文化因素-大学语文论文 论《离骚》中的北方文化因素 摘 要：《离骚》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一首自传性质抒情长诗，这首诗歌既是南方楚地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北方文化孕育的结果。《离骚》所表现的忠君爱国思想、“美政”理想是中原儒家思想的体现，并且比兴手法和“诗言志”的创作动机也与《诗经》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离骚》中饱含着北方文化的基因。 关键词 ：《离骚》 屈原 北方 文化因素 一、楚民族源于北方及屈原的身世 （一）楚民族源于北方，与北方文化有渊源关系《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据聂石樵考证：楚国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的一支之代孙，开始名叫季连，姓芈，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时，季连的后裔有个名叫熊绎的人，在周成王时，因为祖上有功，被封于楚，居丹阳，在今天湖北省秭归县境内，由此得知，楚国本姓芈，自鬻熊之后又姓熊。[1]（P34）这说明：楚民族来自中原，楚国最早只是周王朝的封邑，是周朝统治者给北方人季连的后裔熊绎在楚（居湖北丹阳）的一块封地。可见，楚人不仅就是中原人，而且在开始之时就受周的统一管辖，与黄河流域的人民一样，接受同样的文化熏陶。只是由于楚国偏据南方，远离中原地区，因而受中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并在自己创业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熊绎受封于丹阳后，他带领该地人民艰苦创业，使当地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左传·昭公十二年》还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情况：“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2]（P1362）古时的荆山，就是今天湖北省西部保康县境内的荆山。可以看出，楚国在熊绎统治时期，生产力水很低，经济文化也非常落后。但通过楚民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到战国时期，楚国已成为能与中原诸国抗衡的强国。但是楚民族的文化仍然具有北方文化的基因。如屈原在《离骚》中就运用了“寅”这个夏历，游国恩则认为：“夏历的寅月，也就是夏历的正月”[3]（P222）这些事实表明，楚民族本是北方民族的南迁之人，尽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自己的楚文化，但在民族信仰、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仍然与北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屈原的身世经历与北方文化的密切联系 从《离骚》的作者屈原的身世来看，屈原的祖先也来自北方，并且是深受北方文化熏陶的贵族。《离骚》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朱东润解释说：“高阳，古代部族首领颛顼的称号，楚国君就是颛顼的后代。春秋时，颛顼的后代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以功而被封于屈，瑕的后代便以屈为氏，屈原就是屈氏这一支的；苗裔，这里是远末子孙的意思。”[4]（P234）可见，屈原是具有中国北方人血统的楚国贵族。在楚国公族中，屈氏受封最早，族人最盛，绵世最久。从春秋到战国，屈氏的子孙或为将，或为相，或为官，或为吏，都是显要人物。当时，北方文献也大量流入南方，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与敬王争夺王位的继承权，最后失败，便与楚国的旧宗族携带周朝典籍而奔楚之事：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2] （P1475）又如《国语·楚语上》楚庄王派士亹教太子书，士亹向申叔时请教该教太子读什么书时云： 申叔时曰： “教之《春秋》， 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P485） 这里所提到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书籍，都是周王朝的典籍，在楚国均为太子的教材，屈原身为楚国贵族，颛顼的后裔，博闻强识，是不可能不学习这些北方典籍的。因此，从屈原的身世经历及当时的地位来看，《离骚》渗透北方文化的因素是必然的结果。 二、《离骚》对《诗经》的继承 《离骚》对《诗经》具有的明显继承关系，刘安最初在《离骚传》中指出：“国风好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在这里，刘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离骚》对《诗经》的继承，但却非常肯定《离骚》具有《诗经》中“好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两个特点，《诗经》作品出现在春秋中叶以前的北方，《离骚》写于战国后期的南方，因此，《离骚》显然是屈原继承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所结出的硕果。我们从《离骚》的表现手法及其创作动机两个方面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一）《离骚》的比兴手法 什么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