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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过程考核论文：中国用益物权的缺陷和未来发展要求 潍坊学院法学院2012级法学本科二班 迟贵程 学号：12121140036 用益物权是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有概念。中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含义的认识没有原则分歧，均将用益物权界定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权利。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对他人的土地进行使用和收益的限制物权。“用益物权”这一概念在中国《民法通则》中没有出现，有关用益物权的规定也只有零星几条。物权法草案第123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严格说来这也不是用益物权的立法定义。因此，在中国民事立法上难以给用益物权一个明确定义。在民法学上，所谓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人在他人所有的物上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他物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法律上只承认所有权，而否认他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致使中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法的理论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法的实践上也一直没有建立用益物权体系。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是中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以“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代替了用益物权的概念，规定了属于用益物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采矿权、国有企业经营权、相邻权。除《民法通则》规定的用益物权外，中国的其他特别法中还规定了渔业捕捞权、狩猎权、水权等用益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确认了典权和地上权的制度。尽管中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立法概念不准确 中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二、立法内容不完整 在中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三、立法体系不科学 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该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中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中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中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中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如何构造中国的用益物权体系，学者们的看法差别很大。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第一，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典权、采矿权、地役权；第二，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永佃权、典权；第三，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地役权（相邻权）、典权、采矿权、租赁权；第四，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水面滩涂养殖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水使用权、采矿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来探讨问题的。但由于中国用益物权立法的局限性，这些意见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