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docVIP

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 　　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 　　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 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在叙述中，张爱玲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因港战被迫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后重回上海的张爱玲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海的亲切，而白流苏也因香港的沦陷而获得“倾城之恋”后，和范柳原设法回到上海，因为香港对于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久留之处，上海才是。可以看出，张爱玲对白流苏赋予了很深的感情，她在写作中不自觉地就进入角色，感同身受地刻画着她笔下的白流苏，以至于让读者觉得有时候张爱玲就是白流苏，白流苏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就是这样感性地书写着她所热爱的上海，她和她的上海是不可分割的，是浑然一体的。 　　（二）王安忆———上海的旁观者 　　相比于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王安忆只能算是一位旁观者。 在上海，王安忆首先是一个外来移民者，等到她 1978 年重新回到这个城市时，这个城市给她的记忆是模糊的，十年的插队生活使王安忆对上海多了一份隔膜，一份孤独，使她总不能贴近上海的“芯子”，总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看做“上海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本次列车终点》中，王安忆写了一个知青在重新回到上海面对上海时的那种寂寞感和疏离感，其实这也是作家自身经历的一种映射。 旧上海就像一座废墟，任凭她怎样构筑、怎样描绘，都只能是历史长卷中的一个剪影。 　　王安忆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生活在父母单位的房子里，作为城市的外来户，王安忆是很难见识到上海那独有的都市魅力的，更别说领略到被尘封的风土人情了，所以王安忆更多的只是从意识形态上了解上海。 王安忆在写作中往往会自觉地跳出文本，以她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冷静地观看着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在《寻找上海》中，王安忆写道：“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 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2] 　　由此可看出，王安忆对于上海的寻找，似乎只能停留在表相，因为深入一点的历史和渊源，都被截断了。 旧上海成了一个虚拟的感官城市，想象中的三维空间。在这个城市里，每一砖、每一草都可以在故纸堆里找到出处和注解。 但它却不是真实的，只存在于王安忆的脑海里，并用文字的形式进行展示。《长恨歌》就是在架空的背景之上由错综纷繁、 瑰丽复杂的想象填充的歌剧式的作品，虽然华丽，但却有距离感。 王安忆之所以能驾轻就熟地阐述上海的丰富多彩，是因为她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写出她所理解的大都市上海的千娇百媚。 　　《长恨歌》 可以看做是王安忆对上海的一种新的理解。 1954 年出生的王安忆凭借着她对上海的记忆组合和理性认识叙述了上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故事，她笔下的上海作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