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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对策的思考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对策的思考牟菲菲 戚道孟（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1） 【引论】长期以来，嗜食野生动物是部分人群“契而不舍”的不良嗜好，他们没有警醒 , 社会采取放任的默许态度，政府禁令形同空文。当然 ,这些有政治、经济保障的外食族群 ,是主要的消费群体。所以，尽管国家一再宣传教育，尽管国内媒体时有曝光 ,尽管有关部门也做了些查处 ,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打击需求者是最好的保护战略。非典在中国肆虐，我国的Sars病毒起源研究工作证实非典病毒是来自于部分野生动物，更有人分析，广东地区喜欢吃穿山甲是非典的起因。由此，禁而不止的嗜食野生动物的顽固陋习将有望从根本上改变，餐饮业的陋习受到有力冲击。野生动物保护历来是环境保护领域里重要的一个部分。保护野生动物一要注意对其的立法保护；二要注重全程监督，对于事后处理和监督环节更要予以重视。关键词 法律全球化 生命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 环境权 行政执法后续行为 一、保护野生动物立法的概况 自2000年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规章等就有十几个。而显著的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立法进步可见于刑法。从旧刑法到新刑法，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章，刑罚也相对提高了（从旧刑法的二年最高刑提高为十年）；并且，新刑法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其他野生动物区分开规定，把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和旧刑法重新整理规定，纳入新刑法。另外，新刑法对于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也加以刑罚的规定。我们一方面应界定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各项罪名的犯罪构成，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另一方面，更应重视这些法律、法规的法律适用和实施情况，正像庞德所说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但是，我们也看到，刑法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行为，这种列举式的规定难免有遗漏，如“硫酸伤熊”案件难以处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要情节严重才会科以刑罚。但是，总的来讲，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日趋完善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法律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应针对世界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彼此协同。这里，我们看到，还有一项特殊的行为：法规规章都规定了为科研而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有的还规定了收取资源保护费，如广东省2001年起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这样规定在经济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也弱化了制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常以科研为名，捕猎甚至捕杀珍稀、濒危水生（海洋）野生动物，世界组织对其的警告不具有强制效力，无法阻止日本大肆捕杀着包括鲨鱼在内的多种珍贵的濒危海洋生物，这种反自然的行为与《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等相违背，最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日本目前也在积极与他国开展渔业合作，由日本出技术，捕捞海洋生物（主要为各种鱼类），这种经济行为也是有利有弊。其实，我国古代对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和执法也是比较完善的，比如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随着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的法律也在变化，新情况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许多不足之处，如：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并无明文规定特殊的机构，而美国则规定明确。我国对待国际条约采取一贯的笼统规定，而美国则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对CITES的具体实施。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曾下令禁止台湾制的野生动物产品的进口，以此作为对台湾保护野生动物不利的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国家公园的立法与执法也可谓是一个范例。 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立法中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现有法规的缺陷及完善公安局的严打，执法监督的加强给了嗜食野生动物者有力的打击，但是.法律修改与完善仍是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过《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对法律适用完善的例子。新的立法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有所调整，但也存在一定缺陷。从中央颁布的各个规范性文件来看，首先，大部分新规范都是因为非典型性肺炎的流传有关，都是非典时期颁布的，而有些法规等都是在新刑法颁布之前作出的，但是至今仍有效，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其次，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等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以《关于严厉打击非法捕捉和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行为的紧急通知》（农渔发[2003]22号）为例：“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除经批准的科学研究外，禁止捕捉、捕捞、伤害、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严格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暂停审批发放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捕捉证》、《驯养繁殖许可证》、《运输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