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PDFVIP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2015 年发表于《财新智库研究》 /2015-12-23/100891652.html 作者简介：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2010-2011 年担任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曾经担任世界银行、美国联 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咨询专家。 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960 年全世界共有101 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 经济体。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 2008 年，其中只有 13 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中等收 入晋升为高等收入，而 85% 以上的经济体依旧陷在中等收入状态。这个经济增 长过程中的非收敛现象，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有学者质疑“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否存在。其实 “中等收入陷阱” 不应该被理解成绝对增长速度是否大于零的概念，更加合理的是看相对增长速度， 即中等收入经济体是否足够快地向发达国家收敛。从这个角度看，“中等收入陷 阱”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对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而言均是一个重要问题。 从结构角度看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一个视角。过去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没有足够重视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 构的差异性与内生性，简单提倡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这种思维在具体政策实 践中容易被教条地执行，所以非常有害。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加入了内生的结构 差异，从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人力资本结构等全面理解不同阶段的 比较优势，强调因时因地因部门制宜。 对中国（大陆）而言，其人均收入于2014 年就达到了7600 美元，已经属 于中等收入国家；GDP 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已经于2014 年12 月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也像绝大多 数的中等收入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长期停滞？如何采取措施以尽量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为了更好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们在理论中强调了结构的概念。中 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低收入国家有所区别。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从制 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逐渐切换到资本与 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如果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两个过程停止， 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考虑到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所以在我们的模型中， 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将制造业分为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高 附加值制造业。这四个部门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通过投入产出表相联系。 从理论上讲，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 低收入阶段，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就能保持经济增长，而这并不 需要过于复杂的金融、电信、法律咨询、租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但是到达中等收 入阶段后，对于旅游、娱乐、餐饮、酒店、购物等消费性服务业和诸如智能手机、 高档化妆品等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增加。这时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十分重要， 因为在劳动力成本逐渐丧失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进入 壁垒、竞争不足而导致生产率低下、价格过高，就会增加下游的消费性服务业与 高端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很多国家正是因为没有做好这一 点，无法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导致无法跳出 “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服务业占总体经济的比重，与其他相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比较而言， 明显偏低。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上游的一些关键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存在较高进 入壁垒，大多被国有企业垄断，且存在行政性准入限制。因此，到达中等收入阶 段后，中国应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打破行政垄断，降低进入壁垒，提高效 率。 有为政府 那么，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是否可以仅仅依赖市场？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提 出了我们也需要 “有为政府”。注意，不能将“有为政府”片面理解为“干预市 场，做大政府”。其“有为”不仅包括伸出手去拯救市场失灵，还包括政府下定 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把已经存在的不合理障碍扫走，简政放权。 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市场毫无疑问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着最基础的作用， 但也可能无法实现最有效率的配置。市场是否最有效率，要看是否存在外部性。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市场的确存在外部性，外部性 来源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一方面，当一个企业决策是否进入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