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南开大学.docVIP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王先明 晚清学术文化是历史上“极绚烂”的时期，是一个“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梁启超语）的时期。面对西学之冲击，中学的发展开始挣脱了传统的汉宋之争和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汲取西学的同时开始了废弃旧学创建新学的时代更新。 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如涵养转深沉，’盖于旧学所入愈深，乃益以促其自觉之心，增其自壮之气，而完其独立发明之业”。①旧学是新学的基点和前提，没有旧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源于旧学的经世之学对于以“实用之学”为特征的西学的认同和最初的接纳，就不会有近代新学的起步；没有源于中学的今文公羊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就不会有康、梁比较完整的新学理论形态的出现；没有旧式书院和科举八股自身更新变革的现实要求，没有洋务以后新学堂体系与旧学体系的双轨并行及其渗透，就不会有近代新学制度上的重大成果。陈其泰在论述梁启超和夏曾佑的学术文化转向过程时说：“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事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存为已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义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②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求对接点，并借以完成新的学术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只是梁、夏的特征，凡属近代的新学家们，无论是比较激进的康有为，还是相对守成的张之洞，尽管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不同，使他们对于西学和中学的具体内容的取舍有所不同，但他们创建新学时兼取中西会通古今的路径却基本一致。 因而，近代新学实际是新时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汇过程中的新生命体。诚如梁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②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启超所预言：二十世纪是中西文化“结婚”的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吾家 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 一 “即中即西”之学 “故者方灭，新者即起，谓之迁变。”《国学讲习会序》的这番新旧更易的论述，从历史变迁的大势上简赅地说明了近代新学的时代意义。从学术文化的历史演进角度而言，“新学”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正如旧学所标志的是一个旧时代及其内容的完结一样。但近代新学却不是中国旧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而是中国旧学回应西学的冲击，在自身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势下，不断引入西学，整合中西的结果。在弃旧图新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并以实用为特征的西学，成了中国士人更新学术、重建体系的主要资源。“中国新学是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与‘新学’这两个概念有若干同一性。……转而学习西方，引入许多新的技术艺能、思维范畴、学说体系和社会理想，以至中国近代新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言必称西学。这样，人们往往把新学看成全然是‘外铄’的意识形态，看成是西学的东方翻版，当作没有民族文化根基的‘海外奇谈’。”②把西学直接等同于新学，不仅史有其陈说，而且今也不乏其论。葛荣晋在《中国实学史研究》中仍持此说： 当1840年中国跨进近代门槛之后，中国便由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学（西学）逐步代替实 学，而成为学坛的主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趋势和方向。③ 在这里，作者径直把新学等同于西学。因而，只有厘清新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区别，才能真正把握近代新学的历史特征和民族定位。 首先，西学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对稳定的，通常所指是西方各国的学术文化。尽管由于时代和学识背景所致，人们对于西学内容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②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42页。 ③葛荣晋：《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如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张之洞也曾将西学分为“洋务五学”等。但它所揭示的学术文化内容却主要是以地理、民族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所以 它是与“中学”相对应而互为参照的，如李鸿章所说“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