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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译性限度角度看日本俳句的汉译 摘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由来已久。可译性认为翻译是可能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可以用人类现有的每一种语言来表达。不可译性认为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语言和文化是影响翻译的两大因素。本文拟从诗歌形式、修辞方法、文化负载词汇等三方面对日本传统诗歌俳句的汉译时的可译性限度进行讨论，认为通过加词、加注解释等方式可以将诗韵表达出来。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俳句；汉译 1 可译性限度讨论 1.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 可译性认为翻译是可能的，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可以用人类现有的每一种语言来表达。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的相融性和相似性，从而使翻译成为可能。“从整体上来说……不同文化之间的有限转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力臻完善的翻译力作、杰作做到保留了‘原汁原味’甚至‘出神入化’都不是不可能的[1]”。 不可译性认为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虽然人类通过翻译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达感情，但具体操作的只是词汇和句法，隐含在语言深处的东西还是无法有效传达。不可译性最典型的观点当数但丁的话，“凡是生动的话，凡是缪斯接触过的话，都不可能转变成另一种语言而不失去其韵味与和谐[2]”；另一学者毛发生的言论也颇有代表，他说：“各个国家的语言结构、语言背景、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会造成的语言的不同的表达形式与表达方法，这些都是造成翻译的不可译现象[3]”。 １.2可译性限度 笔者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但由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存在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本身也有模糊性等，翻译又存在局限性和相对性。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的观点一致。包惠南认为“翻译活动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因此，可译性限度的存在“主要是语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4]。刘宓庆也承认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并归因于“结构障碍（包括文字系统、语音系统以及结构与语用相结合的审美修辞系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牵涉到历史传统、民族地缘生态环境、生活习俗及至审美倾向和价值观）[5]”。 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仅要考虑语言因素，更要考虑文化因素。日汉两种语言由于两国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在语音语法、词汇句型、语序表达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进行汉译的时候，要克服这些差异带来的障碍，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大可译性限度。 1.3可译性限度与诗歌翻译 黑格尔曾说：“人们还认为如果有本领能按照外国习俗和民族观念去思想和创作诗歌，那就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尽管诗人自己完全按照这种外国习俗和民族观念去写作，去感觉，他的作品对于应该欣赏它的听众来说，却总是外在的，生疏的[6]”。这句话道出了诗歌翻译中存在可译性限度问题。诗歌对语言和形式的要求极高，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在进行可译性讨论时，许多学者都表现出诗歌翻译的艰难和不可能的情绪。如，郑民钦认为“诗歌翻译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统一是至难之事，甚至是不可能的” [7]。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多维的，理解和欣赏另外一个国家的诗歌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在进行诗歌翻译时，译者要不断克服由于形式、韵律、修辞表达、文化负载词汇等方面的障碍。 2 世界上最短的诗歌——俳句 2.1俳句概论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的一种，是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能深刻表现自然的美和人的感情，是一种富含抒情性和韵律性的诗歌形式，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作为日本独特的文学形式，俳句具有如下特征：（1）俳句只有十七个音，因此表现的内容和情感必须纤细、简洁。川本皓嗣说：“它以十七个文字为天地，将需要的一切置于其中，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的联想与推理去理解作品[8]”。（2）从表现手法来看，俳句尽可能避免直接抒情，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来表达诗趣或抒发情感。（3）从文体特征来看，俳句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俗语和古典文学中已经固定化的雅语巧妙结合起来，产生一种雅而不艰涩、俗而不市井的奇妙诗韵。 2.2实例分析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这是松尾芭蕉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写于贞享3年（1686年）春天。当时芭蕉将门下弟子集中于芭蕉庵，召开了以“蛙”为主题的俳句创作沙龙，最后将此沙龙上创作的40首俳句合成20首，收集成册，取名《蛙合》。 此俳句描述的是春天的景致：春天来了，诗人听见一只青蛙跳进井里发出的水的声音。短短十七个音，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情致。俳句吟咏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和谐、或相融。但由于体裁和音节的限制，只能通过极少地几个关键词“古池”“蛙”“水音”来展现内容，更多的意境和内涵需要读者去品味。但不同的读者对美的理解和欣赏存在一定差距，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