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人宇行习陡哲社版1987年第二期-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doc

1900—1910年中国资产阶极的“教育救国”思想 王荣国 “教育救国”思想是近代民族危机的产儿，救国主张的一种。解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此立足批判，缺乏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清末“教育救国”思想作初步探讨。 一、“智争学战”的呼号 正当戊戌维新渐入高潮之际，西太后发起宫廷政变。霎时，戊戌新政化为泡影，京师大学堂成了变法仅存的硕果。原来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民间绅商捐资兴办的学堂，随着政变发生，都相继收摊了。社会又恢复了戊戌前旧的统治秩序，读书人重弹性命义理、八股词章、小学考据等等陈腐老调。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为了缓和舆论，维持统治，西太后也不得不谈改革。自1901（辛丑）年起，陆续颁发一系列“变法”上谕，改革教育是“辛丑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这个“变法”是在不改变“三纲五常”前提下的“皮毛新政”，但却给大多数经历过戊戌维新的人们以幻想，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某种方便，人们或着书立说，或创办刊物，纷纷发表自己的救国见解。教育救国的声浪又渐趋高涨。不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改良派刊物在鼓吹“广民智，振民气”，而且几乎所有的倾向改良的刊物也都声息相通地鼓吹教育救国。例如，《杭州白话报》的文章说：现在是“教育的世界”，“智争学战的时代”，中国倘若有一线希望，全赖振兴教育。《豫报》的文章说，中因能否免遭奴隶、牛马的惨祸，“全看能兴学及不能兴学为断”，在同列强的竞争中，“握胜的左券就在学校”。《新世界学报》、《启蒙通俗报》、《选报》等不是说，“教育”是兴国强莫大之“天则”；就是说，只有“教育”二字才是“转弱为强，反贫为窗”的“药方”。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某些刊物也有同样的言论，如《白话》论证“救中国的哀弱必以教育为急务”。总之，当时“青年志士稍识时危者，莫不持兴学救亡之策，奔走呼号”。 然而在教育救国的共同愿望之下，其出发点又各不相同。梁启超等改良派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人才缺乏，民智未开，抱定兴办教育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救国主张。另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害怕政治漩涡，又不忍见祖国沉沦，声称回避现实政治，专强调兴办教育，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以达到救国之目的。如严复、黄遵宪、主持《新世界学报》的陈黻宸，主编《教育》杂志的蓝公武等均持这种观点。还有一类人鉴于戊戌六君子喋血，“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时机又未至，觉得无事可为，认为兴办教育启迪民知，培养人才，以救祖国，不失为切实可行。从而投身教育，或出洋求学，随着革命时机的到来与个人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转向革命，如蔡元培、章太炎、林獬、马叙伦、秋瑾、陈撷芬等等。其中部分人在1903年前后转向革命，更多的人则是（P.137）在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之后，才转向革命。吴玉章说自己对新学的浓厚兴趣不因为变法失败而降低，反而更浓厚，1905年后才真正同改良划清界限。有些人虽然走向革命，但由于局限于自己的教育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革命救国”与“教育救国”并存于脑际，蔡元培、马叙伦等就是这样。蔡于变法失败后，“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迪民智”。1902年开始逐步转向革命，一度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因“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教育救国思想复抬头，于是进京向翰林院销假，1907年走上留学救国道路，赴德留学。马叙伦辛亥革命前的教育论文，明显带有“教育救国”思想的气息。总之，这一时期“教育救国”思潮的消与革命势力的长成反比，至辛亥革命爆发暂告一段落。 如果说，戊戌维新派以至早期维新派着眼于使祖国富强而呼吁振兴教育，创办学堂；那幺，此时的有识之士除了继承这一思想传统外，又明显带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时代色彩。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达到新的水平。近代之初，西方殖民者为了配合其经济掠夺，除了武装入侵外，还进行传教活动。反洋教斗争使之感到单纯利用宗教进行精神侵略行不通了。一位外国人承认，因传教使中国人反感，所以在沿海省份“皆舍宗教而专一言教育”。义和团运动迫使西方世界改变对华政策，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人民并非软弱可欺，武力瓜分是行不通的，要控制四万万生灵，除了变清王朝为驯服工具外，还要使中国人民成为俯首听命的顺民。为此，他们由主要以武力的征服，转为文化蒙蔽。有识之士洞察这一罪恶阴谋，指出，“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 他们揭露自英人以教会偿款在太原设学以来，各帝国主义竞相仿效，接踵而至，而各省教会托名善举，“创办私校者更不可胜数”，因其学费之低廉、校规之整肃，“讲授之勤、卫生之纤悉”，吸引我众多平民子弟。他们担心不要十年，“委巷阛阓之童孺，将尽舍国庠而入西校矣。”他们还揭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以教师身份进行俊略的行径。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了培养通华语的海关人员，往往将向他求事的西人先使入同文馆为教习，“名为以西学授生徒，实则藉生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