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的终极是协同创新_对话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教授.docxVIP

【特稿之二】技术转移的终极是协同创新——对话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教授刘俊陈东敏很忙，因为需要一段完整的时间，这次采访花了将近两周才最终敲定具体时间。记者采访的提纲上，每一个问题都有“技术转移”4个字，然而，一旦开始了话题，记者发现，比起“采访”这个定位，这场谈话更像是一次课程。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对技术转移的认识，从单纯的如何让技术进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或者产品，变成了也许技术转移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聚集一个专业团队，用项目合作的方式建立一种能持续发展的创新体制。这是陈东敏多年国外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和北大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资发展的道路需要重新思考，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必须走创新的道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未来必须在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至于从创新体系和投资理念来说，大家通过创业板知道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吸引投资，得到好的回报，这也是一个进步。记者：您之前说过，国内很多技术转移机构主要是提供办公场所和人才政策而已。陈东敏：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大部分政府的技术孵化器还只是提供一个物理空间和一些人才政策。当然也有些地方有很大进步，比如北京和苏州的地方政府为了打造产业集群，会提供技术研发平台，使得进入孵化器的创业者们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开发出高端的产品，这些工作以前这些都是依托高校实验室完成的。我们的问题2004年5月，陈东敏决定回国发展，将主要的研发都放在国内。回到北京后，陈东敏发现，在国内作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在现阶段，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怎么回事，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方面进步比较快，对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与此同时，陈东敏遗憾地发现，在如何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方面，“严格来讲，国家虽然一直在呼吁，但不是很成功”。记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什么别的问题吗？陈东敏：我们一直是在改善硬件环境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决定，但是发展不能光靠硬件，可是目前我们在软件方面的改变还是很困难。比如在创新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一段的付出都能获得认可，譬如说很少有企业愿意为我们做的技术转移服务买单。企业都认为你给我一个技术，我得用了之后觉得有用才付钱，我们为此做的技术转移服务工作都是没有回报的。国外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诚信度高的、有经验的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企业请你去找技术，会预先付一部分钱，买到技术之后，该机构还能从交易中提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个差异，直接影响到技术转移中介能否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现在只能是政府和高校来记者：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过国内技术转移方面存在的问题，几年过去，就您个人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吗？陈东敏：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美国、欧洲的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很大，原来那种靠招商引本刊记者TheTideofScienceTechnology做技术转移中心，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由市场来做的。这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做法，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激励新的知识转移的做法。现在，我们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全部由研发方来承担，所以导致很多东西出不来。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也就只能跟风，结果就是得不到最大的利润，就更不敢去创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要对一个研究中的技术有一个判断，需要投资人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管理的水平也必须提高，除此之外，技术转移中介的信誉度也需要提高。做研发创新，企业创新不能完全交给大学来完成，只有企业拥有自己的造血机制，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能形成以创新为荣的价值氛围，那就是最终的胜利了。要转变的观念从20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有一种现象一直存在，那就是为了防止技术被合作方窃取，很多掌握着核心技术、并希望能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高校老师选择自己开办企业。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改变过去低技术含量的发展模式，于是纷纷寻求高校的技术资源。然而，在这轮寻求的过程中，企业也发出“不知道去哪里找需要的技术”等感叹。“教授开公司，不叫技术转移。”陈东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高校有责任进行技术转移、帮助企业实现创新，但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应在教学与科研领域，而不是创业。同时，他也认为，企业也要转变自己完全不承担科技研发前期风险、只享受科技成果的旧有观念，真正参与到技术创新和转移的过程中来。“请老师办公司，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企业自身对技术的突破。”记者：是不是需要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样大家也就有了一个参照。陈东敏：确实需要有企业能率先尝试，走出一条路来，给其他企业一个示范，实际上西方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能不能这么做，因为这首先需要有大环境的保护，比如苹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抄袭，可是中国的企业就不行，如果技术被抄袭了就会影响盈利，而不能盈利就无法再投入，所以我们首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