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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法制观念班级：矿加15-2 学号：1501100212 姓名：兰青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在约束力，而另一种则是外在约束力。外在约束力很简单，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通过某种强制力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内在约束力则复杂得多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制观念也就是属于这种类型。法律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当内在约束力很强的时候，外在约束力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了。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人们对宗教的虔诚性必然会逐渐减弱。所以，内在约束力产生的作用也就会越来越小。于是，外在约束力也就逐渐发展了。而具体的表现就是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在西方社会，宗教的力量一直很强大，神的意志渗透到人们的一切行为之中。即使是现在，宗教依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一种信仰，一种习惯，人们的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一种超自然神灵的监控。所以，这种内在约束力就一直存在，只是现在相对于远古时代减弱许多了。宗教的发展，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宗教发展的最高级后，就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形态超越。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这也就是中国社会现代的状态。中国在西周就超越了宗教，而法律的内在约束力必须依靠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控制才能实现。所以，当中国人超越宗教的时候，对法律也就不会盲目相信了。人们总会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律，甚至否定法律。所以，当法律的神圣性不存在的时候，要想让人们无条件的遵守法律就非常困难了。当然，在社会中也就出现了各种藐视法律的现象。具体表现则是法制观念的单薄。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早已根生蒂固。中国与游牧民族不同，欧洲国家在古希腊的是一个契约国家，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而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国人勤劳善良，但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惰性。中国人不愿意和官府打交道，更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等级严格的社会制度。政府官员和部门说一不二的霸道作风和衙门思想，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畏官如虎”。同时，中国人的：“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势斗，势不跟官斗，”深入国人的骨髓当中而不能自拔。而中国历代政权也没有真正的起到以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理念。同时，中国统治阶级的专制、黑暗，导致社会的不稳，而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司法体系的腐败。有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因此，中国人打官司的成本非常的高，老百姓遇到事，能自己解决，就尽可能地自己解决。如果一个人违法乱纪，是个人的行为。那公民宁愿相信自己也不相信法律，这就是国家体制和社会问题。在一段时期，不但老百姓不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就是某些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也不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以现在在国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拆迁运动”来说。说中国的拆迁是场“革命”的运动一点也不假。从城市到乡村，从城市的中心地带，到农村的广阔田野，从城市的犄角旮旯，到乡间地头。拆迁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本来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地方政府借房地产开发，为当地的经济提供动力，老百姓没有人会反对的。可是，官商勾结，个人私欲和权力的膨胀，野蛮暴利拆迁，恶意压低的赔偿款，导致好事变成了天怒人怨的坏事。而这些暴力拆迁和野蛮拆迁的背后，往往是国家政府机构和执法部门积极的参与到了与民争利的利益分配当中。成为带头破坏法律的先行者。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社会稳定，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稳定基石。中国人不可能个个是吃皇粮的政府官员，也不可能人人是富商大款。但是，人人却常常和法律打交道。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而政府又是执行法律的。那么国家公权机关和政府部门就应当成为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和依法治国的楷模恩典。可是，我们的历史的经验残酷的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在专制体制下和腐败的社会里。带头破坏法制，通过非法的手段，达到私利而坑害老百姓的，往往是这些立法机关和执法机构。我们常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么“执法犯法又罪加几等”？没有哪个国家政府部门向全体公民解释清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维护统治集团权利和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国家的法律，不能成为盘剥公民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工具。如果公民依法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在受到非法侵害的时候，国家的立法机关，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不能提供保护，这就是对中国司法的亵渎，是对中国执法机构的藐视。更是对守法公民的犯罪。中国正向现代化国家迅速变革，而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是先从更新观念，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由一个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是否实现不仅要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的角度去判断，更重要的是以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理性的物质载体就是人的法观念。从西方法治道路的经验来看，西方社会之所以能以法治的模式理想制约国家的职权，实现公民的应然权利，正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