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变局－以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为探讨中心.PDFVIP

商人與變局－以清末新政時期（1901～1911）為探討中心 鄭淑貞 一、前言 就時間背景而言，晚清是中國思想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重要時期。鴉片戰爭 以後，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此一變局表面上看似西方入侵的挑戰 所導致的結果，但此一近代的變局，實與中國明清時期的內在漸變有著密切的關 係。[1]而不再是傳統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衝擊－反應」說所能涵蓋的。[2] 另一方面，中國明清的內在漸變與近代變局之交互作用，在清末十年 （1901-1911）的新政中可說是有了具體的展現。前人的研究中，較少有對清末這 十年為了挽救危亡而推動的「新政」，作一番全面的探討，一方面是因為新政所 包含的內容龐雜，且又因清廷的速亡於革命，因此對這十年的改革多是抱持較負 面的看法，認為其成效不彰。但近代在新的研究觀點及成果中，對清末新政有了 較為正面的看法，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提供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典型，建立 了現代社會運作的架構。[3] 就討論對象而言，本文中的商人，除了廣義的包括買辦、金融家、工商業者 等在商界活動的人士之外，紳商更是重要的關注焦點。在近代商人研究中，常出 現「紳商」與「商紳」兩個詞彙，就其間的區分而言，所謂紳商是泛稱士紳和商 人，商紳則指正途出身而從事工商經營的士紳。[4]實際上自明清以來，士紳和商 人就有逐漸合流的趨勢，這個現象與當時的整體環境之變化有關。一方面是科舉 的名額並未與人口相應增加，考中功名的機會越來越小，在士人治生問題的考量 下，造成 「棄儒就商」的趨勢日益增漲。另一方面明清商人的成功對士人之誘惑， 與明清的捐納制度為商人開啟了入仕之路[5] ，再加上清末又有官督商辦和官商合 辦的措施，因此清朝末期士紳和商人已難作清楚的劃分。大致而言，在重商思想 興盛之前，主要是商人轉變為士紳，士紳並不公開地從商；重商思想興盛之後， 則出現了公開經營工商業的「商紳」。[6]而這個在晚清出現的不同於傳統士紳和 商人的商紳階層，有其共有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政治取向，相應於晚清 的變局，扮演了關鍵角色。 因此本文欲就商人在清末新政中，受晚清重商思想興起的影響，商人群體意 識的形成與時代使命感的趨使下，其在清末十年的表現做一初步的探討。前人對 商人的表現之討論多集中在商會的組織、或商人在政治與拒外運動的參與，本文 則試圖由清末的一份白話報刊《京話日報》[7]為分析史料，由報紙所呈現的商人 對清末振興實業政策的參與情形，來作初步之討論。 二、晚清重商思想 在中國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之下，歷代對商人多存有偏見，原因在於： 受傳統本末觀念之影響，以農業為本業，貶商業為末業；儒家肯定富民而反對利 己的思想中，無限制的追求利己十分危險，易造成道德的墮落及破壞社會的和 諧；政治上，商人不易控制，且其經濟勢力的擴展也可能威脅政治統治；居於社 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以士人之理想標準，瞧不起逐利的商人。[8]但逐 利為人情之常，基本的商品流通和商業發展又為國家社會所必須，不可能強制禁 止人民經商逐利，因此歷代以來雖屢見重農抑商的法令，實際上宣告的意義大於 懲戒的意義。但是這些「抑商」或「抑末」的法令，卻是朝廷以最高統治權威對 社會等級所做的判定，隱含了對士農工商事業的道德價值裁判，因此也造成了深 遠的影響：在經濟上，它一定程度的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結構始 終以農業為主體；在思想和觀念上，造就了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重士輕商觀 念。[9] 到了明清之際，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傳統的四民論出現了重 要的變化，士與商的界線已不易清楚劃分，形成了「四民不分」或「四民相混」 的現象[10] 。明儒王陽明更是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肯定士、農、工、 商在「道」的面前完全處於平等的地位。[11]明清時代儒家和商人也都重新評估 商人的社會價值[12] 。然而即使如此，傳統的四民論和重農抑商觀念仍是思想主 流。所以一直到清末商戰論興起後，破除傳統的四民論和改變抑商、輕商政策， 仍然是重要的課題。 清末外力的衝擊和刺激，深化了中國本身的社會政治危機，造成商務問題日 漸受重視以及重商思想的興起。清末的重商思想是以「商戰論」為前導，自光緒 初年以後才開始逐漸形成，到了甲午戰後，進入鼎盛時期。不但改變了傳統的重 農抑商政策，同時也對傳統的四民論造成重大衝擊。 「商戰」一詞的提出，最早出現於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致湖南巡撫毛鴻 賓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