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pdfVIP

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 ——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张国庆 提要：契丹建国之初，佛、儒地位经历了由儒重佛轻到“三教并举”的转变，而佛儒之间，亦出 现了两者相互援引以求各自理论上的丰富与发展，于是，在佛、儒相契与互融的关系背景下，一 些人既崇儒亦信佛，仁孝与慈悲相容于一身，人格塑造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 关键词： 辽代 佛儒关系 相契与互融 石刻文字资料 作者张国庆，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沈阳 110036)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辽地佛教繁盛，儒学畅行，文化思想呈现出了多元的色彩。佛教本源 天竺，属于域外宗教，宣扬涅粲出世，祈盼苦难之解脱；儒学则生根于本土，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干，主 张积极入世，追求有作为之人生。佛教与儒学，两种根源与内涵相异的文化，由中原大地一同越长城 而北上，在塞外草原落地生根，便产生了诸多的交集与碰撞。那么，契丹辽朝的佛教与儒学到底是一 种什么关系?概限于文献史料记载之稀缺，至目前为止，辽史学界尚未见有人对此作过分析或研究。 笔者不揣浅陋，钩沉石刻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史料，拟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 教正。 一、嬗变：由儒重佛轻到“三教”并举 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燔柴告天，即皇帝位”①，建立了国家政权。公元916年，阿 保机建元神册，正式定国号为“契丹”②。契丹建国伊始，关于确立何者为统治思想，统治集团内部意见 不一。据《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召集群臣会议，问道：“‘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辽史》史事补正”(12YJA770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辽代石刻 所见辽朝史事研究”(13BZS03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3页。 ② 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太宗大同元年(947)曾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叉复国号为“契丹”；辽道宗成雍 二年(1066)再改国号为“辽”。近年有学者依据出土辽代石刻文字资料统计，认为有辽一代二百余年曾多次改、复“契丹”与“辽”之 国号。 浙江学刊 2014年第5期 者，朕欲祀之，何先?’(群臣)皆以佛对。太祖日：‘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日：‘孔子大圣，万世所 尊，宜先’。太祖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①。此后，儒学便得到了契丹族统治者的认同，成 为了契丹国家居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说之所以受到塞外草原契丹人的重 视，关键在于儒学倡导的“修齐治平”学说，非常契合契丹统治者欲以之统一国人观念，建立一个尊卑 有序、上下有别的封建等级社会的需要。儒学在契丹国家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使得契丹建国之初 的佛事活动(如建佛寺及安置汉族僧尼等)便成为了以尊儒为主的契丹族统治者安抚中原被俘汉民、 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政治举措。② 但契丹建国之初这种儒重佛轻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于契丹辽地迅速传播的佛教，很快便得 到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青睐，契丹辽国儒、释(佛)、道“三教并举”之雏形开始显现。我们从历史文 献记载的契丹族统治者的一些宗教活动内容即可略知一二。如神册三年(918)“五月乙亥，诏建孔子 庙、佛寺、道观”⑧。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④。等等。然 而，尽管契丹族统治者开始重视佛教，但纵观整个太祖朝，儒学的地位还是明显高于佛教，因为无论是 阿保机诏令修建庙宇道观，还是对“三教”教主的拜谒，“儒”始终是排在“佛”、“道”之前的。 至辽代中期，石刻文字资料中“三教”一词已时常被提及。如辽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的《李翊为 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中即见“亡考长官世袭簪裾，性惟清慎，守谦恭则无爽五常，蕴敏惠则洞闲三 教”⑨。辽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的《圣宗皇帝哀册》在记述辽圣宗耶律隆绪的一生政绩时亦言：“洽前 代无为而治，见时政不肃而成，四民殷阜，三教兴行。”⑥等等。表明此时“三教并举”之局面已经形成， 佛教之地位应与儒、道真正平齐。 至辽代后期，石刻文字资料中佛、儒相提并论已经随处可见。如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的《茔幢 记》作者在石刻文中将儒家“二十四孝”故事与释迦、目连等佛教人物典故并而述之，即充分体现了这 一趋势。“口征间奉于旨甘，口不能效王祥之卧凌，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