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浩明拥挤列车模式明清时期的社会认识和秩序建构.docVIP

拥挤列车模式：明清时期的社会认识和秩序建构 寺田浩明来源:《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　摘要：本文通过提示明清社会的秩序建构与现代生活中拥挤列车里的“秩序形成”方式的相似性，阐明当时社会认识的特征：拥挤列车模式的社会理解，是一种通过将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看成“私欲”加以制约来建构全体秩序的图景世界；这样的建构逻辑，必然要求芸芸众生的互助互让，同时企求某种超越个私当事者相互竞争的、似乎能在通观整体状况之中追求诸当事者共存的“公”主体。亦即，这样的逻辑，从当权角色方看，并非在面临横溢着无数个别主体的私权利主张的状况下，通过对这些主张的根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强力推行来构筑权力基础；而是相反，毋宁采用公与私、全体与个体这样的言说修辞法，通过剥夺个别主体自我主张的绝对根据来逐渐确立作为代表全体利益之公权力的权力基础。 　　关键词：礼教 互助合作 私权利? 公权力 　　1， 等级仰或互助 　　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教授在其“礼教和中国革命”的报告中指出，近代以来礼教作为传统中国社会身份等级关系和集团性压制（个性）体制之象征，一直被人们所否定；他论证了 “礼教”在其开始被使用的明清时代，自身所持有的意涵和功能，特别唤起人们对礼教在当时流动的社会状况中所持有的相互扶助、相互连带的含义的注意[1]。 　　基于这样的礼教认识，一方面，沟口教授指出了近代西洋中心主义（“近代主义”）取向的中日学者对礼教认识的偏颇，即，忽略了作为传统的民众日常生活中之规范的礼教（popular Confucianism）所持有的合作的相互扶持的内容；另一方面，他提议，搁置好恶，应在近500年来的互助合作精神的发展史中对中国革命进行重新定位。 　　仅将前近代社会当作一个压迫机构来探讨，对社会历史研究没有多大益处。以西方的近代价值观为基准，仅论证东方前近代社会的“缺失”的做派，也是内在地理解该当社会和历史的大敌。囊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对存在的社会历史的整体进行结构性地理解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沟口教授不但阐述了关注中国传统伦理同样具有的相互扶助的层面 ——以往常常仅被从“尊卑长幼之序”层面进行论述—— 的重要性，而且提议将礼教作为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规范 ——不是将其作为哲学的教义或王朝的统治理念—— 来定位理解，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当然，反过来，仅以相互扶助从过去论及未来的话，我们无法回避以下的疑问。也就是说，如果按沟口教授报告所言，礼教含有相互扶助这一要素的话，恐怕马上就会有如下的问题。即，这一相互扶助的要素与礼教含有的另一要素，即等级秩序这一要素的关系如何？两种要素始终合体呈现之现象给人们的首要示意，难道不是终究两要素整体不可分、不可能仅以单方面来继承吗？可是，关于这一点，沟口教授的报告之持论好似相当乐观。 　　比如，沟口教授强调，民间生活规范中的“孝悌”并非是在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恭顺这样一种等级关系的脉络中，而是在抑制尊长凌虐卑幼，尤其主张兄弟间的和睦与平等互爱这样的脉络中被言说的。如此的持论背后显然含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视等级关系和相互扶助为不同的两码事，认为以往的说法是对后者佯装不知。又如，将律例·家训等的明文规范和礼教的实际状态在对比中呈示，在等级秩序只不过是“公开规范”、相互友爱和相互扶助才是实质性的内容的论证中，问题的说明也被归结为：为了相互扶助的目的、等级秩序作为手段被使用；如果在此进而加上将王朝的政治意识、专制的基础和民间生活规范、生活秩序作对比式论证的话，恐怕会出现大凡等级秩序的原因都归之于王朝支配体制，而民众的生活规范、“礼教的实际状况”中则尽是相互友爱和相互扶助这样的图景。 　　这种将礼教的两要素看成是可以割裂开来的认识，在沟口教授报告的近代“礼教”论批判中也留下一定的印记。也就是说，在批判近代出现的将“礼教”看成“阶级制度”的理解时，沟口教授明确地将其和明清时代民间生活层面的“礼教的实际状况”对立而置，明晰地进行援用史实式的批判。然而，在中国近代和日本近现代的“礼教”研究中，也存在着正是在认识到礼教的相互扶持的实质的前提下，对相互扶持本身从“相互依存”、“依赖性”（也被看成等级秩序的基础）视角来进行论考的一系列的研究。但是，对这些视角的研究，沟口教授换了一种方式进行批判。批评说，这是将个人主义看作无条件的好东西的西洋中心论式的进步史观，仰或是由于个人本位而无视共同体式的连带感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之积弊的产物。前论是在批判历史认识时将事实与批判对象相置而论，相对地后论则是完全从被批判方的认识主体持有的认识方式，仰或评价标准、价值观方面寻找问题，在此相置而论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沟口教授的价值观。 　　当然，这种批判的背后具有一种危机意识，即，意识到近代主义的“礼教”理解最终所达致的是把“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