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docVIP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 大理白族文化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进一步吸收包括滇、爨、中原、荆楚、巴蜀、吐蕃和印度等各种文化,并在大理境内各部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经济文化交往中,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南诏大理白族文化。遗留至今的《南诏德化碑》[1]、《兴宝寺德化铭》[2]是这一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 一、《南诏德化碑》、《兴宝寺德化铭》中包含的哲学思想 《南诏德化碑》立于南诏赞普钟(阁逻凤)10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全碑共刻有5000余字。它由南诏数十名主要文武官员所共立,因而得到国王阁逻凤的赞同和认可。《兴宝寺德化铭》是大理国王段智兴元亨二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由杨才照所撰刻。 1.1宇宙本体论 《南诏德化碑》开始就说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这是说,天地最初由清浊二气所成,万物由阴阳演化而生,所有的山川河岳,都是按照高低大小、远近纵横、错落有致地排列。《兴宝寺德化铭》开篇说:“盖闻率性之谓道,妙物之谓神。混成天地之先,独化陶均之上。体至虚之宅,无毒无门,运不隅之方,何固何执。”其中,“率性”、“妙物”、“混成”、“独化”、“陶均”等都带有明显的当时汉文化印记。接着,《兴宝寺德化铭》又对本体之“道”的形态及运动进行了说明:“未尝不出入五物,谁恻至变之端;同流六虚,旁行大衍之数。知太始者,由之揆务;作成物者,宗之至能。形象分而变化斯章,动静常而刚柔乃断。”“道”由于贯穿于金木水火土五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运动变化的极至,由于它的运动变化和易卦的六爻相符合,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大衍之数进行预测推演。 1.2天命观思想 《南诏德化碑》说:“王,姓蒙,字阁逻凤,……应灵杰秀,含章挺生”,这是说南诏王阁逻凤不仅禀承了先天灵气,而且具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和学术造诣,是西南的俊杰。又说:“(阁逻凤)日角标奇,龙文表贵。”阁逻凤左额隆起,身有龙纹,一派帝王贵相。这里把阁逻凤描述为具有帝王之相,一方面是为蒙氏取得统治地位寻求理论依据,试图用天命来说明。 《兴宝寺德化碑》第二部分是对高踰城光的品德、才干和政绩进行赞颂的。也充斥着天命观的思想在其间,如碑文说高踰城光“天质自殊,龙章特异”,“积刚柔之粉德,钟岳渎之休灵。清明在躬,鉴澄波之千倾;风神绝俗,挺匡岳之万寻。”高踰城光天生就和其他人有区别,其身上有着龙的后代的异象,他的一切美德和才能是上天赋予的。所以他从小就具有了不起的气质和仁义道德,正所谓“夙蕴风云之气,早实仁义之怀。” 1.3政治伦理原则 《南诏德化碑》在阐述其宇宙本体论和自然规律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其政治伦理原则。认为:“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着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这里碑文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不可僭越的政治伦理原则,君臣关系不是任人的意志而随意更改的,而是和自然秩序一样具有其客观性。 《兴宝寺德化铭》中也反映了部分政治伦理思想,如在评价高踰城光及其家族政绩时,碑文说:“不意蝇玷成暇,南箕自远。乃与兄牧公及先君诸臣等议曰:‘大义不可无方,至忠不可无主’,惟其平国大宰,定远将军;‘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不异霍光辅汉,姬旦匡周。盛衰惟终,安慰同力,在我子孙后嗣。弃兹历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于大国,岂不谓事之末乎?然狐犹首丘,葵能卫足,不忘本也。姑可忽诸?乃与中国形成,独兴庙计。自此,散从释衡,缩甲抑战,公兄弟之力也。”在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一方面是大理国作为地方政权的内部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是大理国与大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大理国的战略决策,当然这也受到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南诏至大理国,白族先民对汉文化的接受更为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也随之不断加深,同时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对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融合。 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本土文化而由此形成的白族独具的“释儒”文化,建立开明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经济格局,并对唐宋政权归化和对内地汉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感,是这一时期白族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唐宋时期,云南和川西南地区为南诏和大理国所统治。在南诏大理国统治下,洱海、滇池等农业地区的社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为当地文化的迅速深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以白蛮和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大理政权,实现了云南和川西南的局部统一,并通过交流和战争与外界发生了密切关系,为吸收其他文化成分及文化的交融准备了有利条件。在白蛮、乌蛮文化不断发展的继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作为白族主流文化的南诏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