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中国开始优化美国的游戏规则！_0.docVIP

杭州G20，中国开始优化美国的游戏规则！ 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文 |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 本文为瞭望智库特约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二十国集团峰会（G20）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发达国家首次邀请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共同探讨、协商决策，全球治理进入“G20时代”。 这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起性崛起。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另一类是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即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前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安全秩序问题，后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经济规则问题。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G20峰会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推动已工业化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公平开放及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沟通，但其短板是不够机制化（缺乏秘书处等常设结构、达成的共识缺乏效力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通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实践中，中国不接受G2，却积极支持G20，表现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而不是大国共治，强调多元主体对国际社会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1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增强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愈加浓重，明显高于战略互信，普遍认为“怀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怀疑的人则更糟”。 其实，按照常识都知道，在国际关系中甚至在人际关系中，战略互疑要比战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艰难时期，战略互疑就更加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强烈的传染性，相互怀疑、疑虑和猜忌的情绪不仅在大国之间蔓延，也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渗透，即大家都把问题归咎于对方。 “瓶颈期”的具体表现，一是内向性增强。各国被层出不穷的国内事务缠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抱负”和能力锐减，其社会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紧急、突发的事情总是冲击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应付； 二是排他性增强。安全困境现象螺旋式上升，各国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认为他国的权力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与相对收益，因此外交行为变得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在国际社会，当资本、人才、知识等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的时候，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负向要素的流动性就会增强，前后两种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一方面，诸多原因导致“黑天鹅现象”频发。 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难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国“弄巧成拙”的退欧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军事政变、法德“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民众不安、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 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全球治理尝试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国家。 无论是G20还是中国，都需要在充分互动中精确地把脉世界，为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良方，增强国际社会的定力与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曾在2015年第十次峰会指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病根”：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这些因素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 因此，要想彻底走出危机，必须在“创新”二字上下足功夫。中国是这么提的，也是这么做的，将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放在创新上。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 2 国际社会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和治国理政经验 2016年9月，中国将拉开G20主场大戏，这将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最近几年，欧洲可能是最早希望与中国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区域。笔者频繁访问欧洲，总体感受是，欧洲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政要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 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对目前的欧洲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 例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对笔者强调，欧洲危机是长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欧洲危机是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因此要系统性地改造欧洲，而不是技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