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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 盛晓明 ( （浙江大学 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自巴黎学派兴起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心由基于利益分析的宏观进路（爱丁堡学派）转向了微观社会学进路（科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正是这一转向的产物。本文在描述这一转换过程的同时试图打开知识的“黑箱”，以表明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 关键词：巴黎学派 实验室研究 行动者网络 行动中的科学 [中图分类号] C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巴黎学派的兴起 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出版以来，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经过分化与重组，改变了自身原有的格局。一、科学史由内部史或学科史转向了社会、文化史（外部史）研究；二、科学哲学试图通过解释学方法来解决传统的认识论问题；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默顿主义之外另辟蹊径，逐渐占据了科学社会学的主流。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解释学的转向”殊途同归，共同兑现了库恩当年的一个构想：科学史、认识论与社会学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 这个构想在社会建构论，尤其是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我们知道，自70年代中旬以来，欧洲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背离默顿的功能主义传统，纷纷转向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现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随机组合的过程。一般说来，他们不屑于社会学的科班训练，更愿意接受后期维特根斯的新型哲学，并称自己为“建构论者”。一提到SSK，人们首先会想到巴恩斯与布鲁尔（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继而还会想到科林斯（巴斯学派）的“话语分析”。与爱丁堡学派与巴斯学派相比，诞生在巴黎矿业学院技术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巴黎学派尽管是SSK的后来者，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其实，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图尔、M.卡龙无论在着眼点、进路上还是在研究风格上都与布鲁尔与科林斯他们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实验室内部的构成；考察知识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科学的微观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注重于现场考察（“科学人类学”）。这些特征在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与《行动中的科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两本书中，拉图尔采用了“侦探小说”那样细致入微的描述，把科学人类学的精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渐渐厌倦了“强纲领”与无休止争论的SSK圈内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那种直接参与实验室活动，从内部来揭示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从制作过程来描述“科学事实”的建构，从资源的调动与整合来考察“弱修辞”向“强修辞”演变的研究方法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与巴黎学派相近的还有林奇、塞蒂纳与特拉维克的实验室研究。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实验室研究成了科学论中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第一位在“社会学”意义上研究科学实践（1974）的是米歇尔·林齐。他主张把伽芬卡尔的“民族志方法论”拓展为“科学的民族志方法论研究”（简称ESW），以示与SSK的区别。[1]在他看来，布鲁尔实际上是带着社会学家的怀疑眼光打量科学，坚持把社会秩序的模式套用到科学研究中来。ESW则不同，它试图矫正社会学家那种专家式的、既成的和外在的观察立场，强调用普通人和当事者的方法与观点来考察科学活动，而不必把科学实践中的一切理性规范毫无例外地还原到惯例、制度或利益关心等社会要素上去。因为，社会秩序也许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一种方便实用的“商定秩序”。换句话说，“社会”也许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前提。 拉图尔所采纳的情境化策略正是民族志方法论（参与性的观察）的进一步展开。它首先要求我们把目光从哲学家所关注的“辩护情境”转向作为知识的生成过程的“发现情境”；进而要求把情境化理解为是建构性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情境化之所以以实验室为现场，是因为实验室是生产知识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场所，在这里，科学家们在建构科学事实的同时也建构出了他们赖以生产知识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是制度化的现代科学研究的缩影。如果我们不能在微观上，并从内部去揭示知识在实验室中的生产机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现代科学。 二、“科学事实”的建构 在拉图尔的学术生涯中，起关键作用的首先是他在古典哲学上的素养；其次是在非洲象牙海岸服兵役期间对当地文明的考察，这个过程使他接受了人类学的训练。对于实验室研究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在1975年，他选择了加利福尼亚萨克（Salk）研究所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作为考察的现场，而且一待就是两年。1979年，他与沃尔伽联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