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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看科学 曹天予 本文所展示的是一种对科学的哲学理解，这种理解是我自己的一些成见、或偏见与当代科学及其反思性思维的发展相对峙的产物。这些偏见可以粗略地概括为“科学人文主义”，这个称号我是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这一传统中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沿袭而来的。根据此传统，我们人类作为合理性的主体能够发现客观真理和普遍准则，并能在这之上建立起思想和行为的体系，从而去征服自然，去合理性地重建社会生活，人类也可以从无知、迷信和偏见，从贫穷和匮乏，从所有非理性传统和专制权威的主宰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人类历史是通向解放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其最先进有效的成就是科学知识——是主要的资源和载体。 与科学人文主义有关的观念图式（scheme）已成功地表现了科学及其应用中诸多可理解且有意义的进展，诸如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的进展，还有在逻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上的进展。然而，成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的事件。在遇到量子力学、元数学，尤其是人类学时，观念上的困难已经显露出来。从而，在元图式（meta-scheme）与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之间所产生的紧张，由于受到了流行的理论话语（discourse）方式的更为强烈的攻击而被进一步激化；并且面临着决裂的危险。这些对立的思潮，英美哲学中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以及新实用主义；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它们决非是什么新东西。它们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者的话语传统，科学人文主义就是一个范例。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的文化生活可以通过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话语冲突来表征。在这场冲突中，后者成功地从深度的理智危机（怀疑论、相对主义、道德沦丧和犬儒主义）中汲取了力量，而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危机。因此，毫不奇怪会有许多寻找出路的尝试，本文的分析便是其中之一。 1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恩斯特?卡西勒声称，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中的最后一步，是所达到的最高和最具特色的人类文化，也是我们人类所有活动的顶峰和最高成就。也许有人不赞同卡西勒的新康德主义立场，但仍很难否认，为现代人提供了批判的精神框架和对世界统一看法的科学是现代思想的重要部分。与自15世纪以来的古典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那种不可逆转的衰落不同，科学在现代精神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科学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这一声望的来源十分显见：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所成功构造出来的全新的世界里；科学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一——或如许多人所说，它甚至就是唯一的基础，尽管事实上它也不时地把我们引向高效率的野蛮。 为什么科学是成功的？是因为科学揭示了自然的奥秘？抑或是由于其特殊的方法？这个问题是可供持续争论的主题，它涉及到科学的基础。在谈及这一居于科学哲学中心地位的论题之前，有必要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1）特性。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在那些直接促使近代科学诞生的因素中，我们发现了中世纪后期的技能，包括弗兰西斯.培根和罗伯特.波义耳所规定的实验方法原则，为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所呵护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念和世界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公共的可论证性。不论是科学的经验维度还是数学–概念维度，都不容不得任何私人性。此外，在人们从对宇宙持久的好奇向近代科学的转换过程中，中世纪后期的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起了决定性作用。更广泛地说，科学作为一项征服自然（包括人文自然）的人文课题，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行为，其社会维度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正是社会为科学提供了问题、动机和奖励、物质和技术资源，尤其是解决问题和解释其结果的观念、隐喻和概念图式。 科学的公共特性有许多细枝末节。它要求科学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以及特定的社会给定的观念情境中存在和发展。由于情境在时间中的改变，科学也将随着问题和解释的框架的改变而历史地改变着。它还解释了科学为客观性，或至少是为主体间性所做的努力。这反过来也解释了其独断的倾向：科学作为必须为一种公众所接受的系统组织的经验，首先需要在流变的知觉和思维中有一种稳定性和固定性，然后依据其所确立的结果和逻辑（归纳、外推或假设–演绎）程序——从原始经验到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以及各种在推理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加以标准化和定位。 当科学独断论遭受到诸如浪漫主义批判者率直地攻击时（通常是夸张的），我们不应忘记科学终究是一项批判的事业。首先，近代科学打从其降生开始就服务于人类精神的启蒙，它向迷信、偏见、传统和既成的权威、形而上学原理和宗教教条宣战。如果置于一个更宽泛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来理解的话，早期近代科学的批判性动力有其社会根源，这来源于当时上升的资产阶级与衰落的封建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二，科学精神要求所有的科学结论、方法和途径都要在不断更新的经验背景下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