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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姑”演变溯源熊德红屈原故里秭归，对“屈姑”这一称呼已是家喻户晓，但多数人不明就里，屈姑的原型是谁，又是如何演变而来，是屈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这一话题，既要谈古，也要论今。谈古即考证其原始出处，论今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拨开迷雾话女媭屈姑的原型即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女媭。女媭为何人？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据秭归屈学研究学者谭家斌近年整理，已有五大类二十八种说法[1]，如姊说、妹说、母亲说、女儿说、贱妾说、侍女说、神人说、女巫说、星宿说等，或为人，或为神，或为巫。这二十八种说法中，绝大多数是凭空推论，看似有理，却经不住辩驳，每一个新说均是在否定旧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二十八说没有哪一说是无懈可击的，均有破绽。看着这纷繁杂乱的二十八说，笔者忽然想起曾经听过的一则故事：有人给一名专攻数学的大学生出了一道小学生即能算出的算术题，即“1+1＝？”。没想到这位大学生用尽平生所学，算了三天三夜无解，原因是他根本不相信别人会给他出答案就是2的算术题，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在笔者看来，女媭的答案早就明确，应该就是有证有据的“贤姊”说。但为何会导致众说纷呈呢，主要是因为“贤姊”说还有一些疑惑不解的地方，使人生疑。要想破解女媭为何人的难题，如果从最初的“贤姊”说入手，澄清所有的疑惑，其效果远比舍近求远、舍本求末的另辟蹊径要好得多。笔者坚信“贤姊”说，试从以下两方面求证。（一）“贤姊”说在众说中理据充分1.书证和物证与屈赋的吻合形成证据链。屈原《离骚》云：“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最早对女媭作出解释的是东汉学者王逸，其《楚辞章句》注此曰：“女媭，屈原姊也。”[2]王逸当时为楚国鄢邑宜城人，居楚国中心地带，且离屈原所处时代较近，他必定是依据当时的民间传说或其他什么依据而作出的结论，绝不会凭空捏造事实，这是最早的书证，在没有比这更早解释女媭的文献出来之前，是不可轻易否定古注的。所谓物证即女媭庙，晋代庾仲雍《荆州记》载：“秭归县有屈原宅、女媭庙，捣衣石犹存。”[3]又称：“秭归县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倾，累石为屋基，今其地名乐平。宅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4]这是屈原出生地的女媭庙，在屈原投江之地的汨罗也建有女媭祠。据新编第一部《汨罗市志》载：“女媭祠，位于屈子祠西侧，俗称‘娘娘庙’，占地600平方米，砖木结构，前后两进，后中厅立木雕女媭像。始建年代无考，‘文化大革命’中被毁。”[5]这两处祠庙，已经众多学者考证属实。秭归的女媭庙毁坏年代久远，其地望说法多样，经谭家斌先生多年考证，在比较十大类说法后，经过较科学的分析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女媭庙在秭归县屈原镇乐平里屈原故宅（香炉坪）东北六十里的北峰村界限垭。”[6]汨罗的女媭祠毁坏年代较短，无需考证，今遗址仍存。关于女媭的祠庙，有学者认为与屈原诗赋中的女媭无关，如近年戴伟华先生发表的《〈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一文说：“秭归之女媭庙与《离骚》中的女媭无关，而与善织之女子相关。”“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应该是纪念‘媭女’星的。”[7]对于这一观念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全国至今仅发现地处较偏僻的秭归和汨罗两地建有女媭的祠庙，且是屈原出生和死亡的地方，如果是纪念“媭女”星，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建庙宇呢？难道只有这两地敬奉“媭女”吗？二十八星宿为何只对“媭女”星建庙宇，其他星宿为何没有庙宇？此说过于牵强，难圆其说。有了王逸的书证和女媭庙的物证，加之与《离骚》中的“女媭之婵媛”相吻和，这便形成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女媭的真实存在性，那些抛开证据而推测出的虚无缥缈的众说便可以忽略。2.“贤姊”说符合诗词意境。《离骚》诗句“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中之“詈”字，《说文》释为“骂，责骂”的意思。什么人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责骂屈原？首先，神和巫是不可能责骂屈原的，于情于理均不符合，可以排除。只有作为人的身份才会去关心屈原，在众说中哪样的人才可以去骂呢？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尊卑有序，在把女媭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的众说中除了母亲说和“贤姊”说外，其他女性形象均是不能“申申其詈”的。母亲说最先提出的是龚维英先生，他在1982年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上的《女媭为屈母说》力排众议，得出女媭为屈原母亲说的结论。但此文发出的当年，学者戴伟华先生同在该刊发表《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一文，指出了母亲说的很多疑点，得出结论：“‘屈母说’虽为新解，疑窦尚多……”[8]基本将此说予以否定，自此后少有人再提母亲说。现在就剩下其“贤姊”可以责骂屈原了。但也有人认为作为姊妹，与屈原是平辈，也是不好一遍又一遍地去骂屈原的。依笔者分析，应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屈原自认为女媭有资格骂，所以用了“詈”字。在秭归县关于屈原的传说中，说屈原的母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