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建立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认同感.docVIP

东亚共同体建立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认同感 东亚共同体建立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化认同感 进入21世纪以来,不论是中国、日本、韩国，还是其他的东亚各国都面临着对将来发展战略的选择。虽然各自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余地，但是各国一起携手并肩发展，一改亚洲一团散沙的局面，建立东亚共同体无疑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表示，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显示了日本政府重视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姿态。这一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也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本地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 在东亚建立共同体，这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互助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它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 地区认同源于文化上的共通性，东亚地区的认同源于东亚文化，纵观东亚历史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华文化一直是东亚文化的核心，一直主导着东亚各国人民的价值观。虽然在近代历史上，西方的文化思想不断涌入东亚各国，对东亚人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千年的中华文化思想早已在东亚人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印记，中华文化的根基不是西方文化思想短暂的冲击就能动摇的。 东亚文化的基本要素为汉字、儒学、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等，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主导了东亚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东亚文化的原生结构，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很大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这也是中华文化能够成为东亚文化核心的原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受能力所限，无法对中华文化作出全面的阐述，儒学是中华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儒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看出东亚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而认识东亚共同体建立的文化基础。 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将来的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有哪些，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中日韩三国将成为主角。因此，我们进一步把范围缩小，着重谈一下儒学对日韩两国的影响以及日韩两国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中日韩同属儒家文化圈，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传统、文化结构，人们有着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多类同。 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学者木宫泰岩指出：秦人、汉人对于日本精神文化所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以汉人数千年来的文化为背景，具有极为复杂的内容；他们带来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还有阴阳五行以及谶纬的思想。通过他们，加深了日本语言的内容，丰富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儒学东渐日本，源于两汉，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儒家经典在日本的流传，起初是汉唐注疏，其后是宋学。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公元285年，百济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等去日本。公元6世纪中叶，五经博士段扬尔、汉安茂、王柳贵等先后东渡，日本人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及其思想，特别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进行政治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按中国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的顺序排列。公元604年，由圣德太子亲撰的《宪法十七条》，试图按照儒学思想建立理想的封建秩序，其条文用语多出自中国诸子百家，可谓集汉籍之大成，成为古代日本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总的精神是以和为贵、君尊臣轻，体现了以儒家精神作为贵族官僚的政治、道德规范的意图。 公元8世纪初，颁布《学令》，规定在大学或国学推行经书教育，以《论语》、《孝经》等为必修课。 公元1276年，中国儒生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镰仓时代，有学问的世袭学者都出自博士家。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被奉为惟一正统圣教，严禁异学。江户幕府时代，日本的朱子学成为官学，纳入学校教育，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儒学，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一些武士和官员为有儒家修养而骄傲。幕府时代，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中的尚武精神与忠君、孝道等思想与日本社会中传统神道观相结合，在日本培育了武士道精神，突出忠、义、勇、礼。 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出现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大致分为存养派和事功派。存养派是与中国阳明学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事功派吸取了阳明学中突出自我的心理合一论、自尊无畏的良知论，以及强调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论，力求使主体通过能动的道德修养过程完成自我人格的复归。这种思想为冲破陈旧观念、争取思想自由、瓦解封建体制、促进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也为武士阶层崛起以及日后军国主义勃兴埋下了伏笔。 日本儒学注重多元、包容和融合。在江户时代，林罗山主张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