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钟嵘《诗品》批评方法论.docVIP

曹旭：《诗品》批评方法论 《诗品》所以垂式千秋，独秀众品，成为百代诗话之祖，除了其中包蕴的诗歌史观、诗歌本质论和诗歌发生论，刚柔相济的美学理想，以及最终确立“滋味说”以外，兼收并蓄，集大成的批评方法论，同样是它成为经典的原因。 从理论与批评的分野来看，《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这就把文学批评的广、狭二义融为一体，既使诗学理论是批评实践的升华和总结，又使具体的批评受理论指导，成为诗学理论坐标上的交叉点。 锺嵘非常重视批评的方法，他把批评方法、批评目的和批评效果视为整体。前人的批评著作所以有缺陷，正在于不注意方法。《诗品序》批评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锺嵘称自己的方法是：“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和“显优劣”。“致流别”，指区分诗歌流派，追流溯源，辨体貌之所出。“辨清浊”，指分辨声调清浊，区别风格流派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掎摭病利”，指褒贬作品，指陈得失。用“显优劣”确定诗人的品第。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品》集批评方法之大成。“致流别”追溯历史师承，属“历史批评法”；“辨清浊”、“显优劣”、“三品升降”属“比较批评法”；“掎摭病利”，属“裁判批评法”；其中包含“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摘句批评”、“本事批评”诸方法。这些方法网状交叉，重迭运用，形成《诗品》批评方法的整体。诸方法中，用得最多最有特色的是“比较批评法”和“历史批评法”。 一．比较批评法 尽管批评的本质是比较，批评离不开比较，广义的坐标无处不在，但这里探讨的是具体的批评方法。 《诗品》的比较批评法是古代文论中具有特色的经典。其中包涵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在汉、魏、晋、宋、齐、梁历代诗人中汰选、鉴别、比较，确定可以入品的诗人。 人们往往忽视这一比较，忘了锺嵘面对的是汉以来庞大的五言诗队伍，以为比较在分品以后才开始，从而把诗人总数与《诗品》中的一百二十三家混成一个概念。其实，在当时的诗人中，锺嵘仅选择了一小部分，而汰其大半的鉴别、比较工作似乎没有算锺嵘的工作量，这是不对的。 第二层是分品比较，把入选的一百二十三人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以“三品升降”显现优劣。 锺嵘的“分品比较”法，植根于古代文化学术传统，又是当时时代风气的产物。班固《汉书古今人名录》九品论人，启发他三品论诗；刘歆《七略》叙历代学术源流，启发他追溯诗人的风格渊源。曹魏选拔人材的“九品中正制”，魏晋以来品评人物的清淡风气，都对《诗品》分品比较评论产生影响。 早于《诗品》的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分品评论画家；晚于《诗品》的梁庾肩吾《书品》，分三品评论书家，每品之中，又分三等，实际上是九品，与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正相吻合。此外梁阮孝绪的《高隐传》也分三品评古今高隐。证明分品批评，已是当时评论家的共识，成为带时代特征的批评方法。 锺嵘的分品批评无疑是有特色的。我们先看三品结构的人数： 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十二、三十九、七十二都是当时的“模式数字元”，或称“易数”；是刘宋乃至齐梁以来编纂家和文论家经常用来结构自己著作的“数学公式”。 譬如建造一座大厦，造几层？每层多少房间？层与层的关系如何？用什么方法建构？这些“模式数字元”或“易数”就起总体设计和具体组合的作用。这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用的就是“三十六”数字的组合；即全书由“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直到“仇隙第三十六”的三十六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 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是四十九篇加一篇。其《序志篇》自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同样，锺嵘上品十二、中品三十九、下品七十二，也是构架全书的“易数”和“模式数字元”，这种“模式数字元”代表系列和整体，有象征“全部”、“所有”的意义。是锺嵘构成诗学体系的内在图式。 有鉴别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网罗今古”，“词人殆集。” 但是，《诗品》中的三品人数不是总数除三，每品相同，而是形成积差：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反映了锺嵘对当代诗坛和诗人的看法：最优秀的诗人总是少数，他们代表着时代，是诗人群中“最高的一枝”，这使三品人数构成金字塔形状。这种数字上的比例，隐喻着结构上的意义。在此结构之中，三品诗人在汉、魏、晋、宋、齐、梁的分布情况，则反映了锺嵘最根本的文学观念。 上品十二位诗人分布：汉三人（“古诗”算一人）；魏三人；晋五人；宋一人；齐、梁均无人。可知，锺嵘以为宋以来五言诗处于低潮，近代诗“词不贵奇，竞须新事”的颓靡作风，是他要抨击纠弹的重要方面。这些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