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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公信度 摘要：本文考察当前艺术公信度问题。认为从《三枪拍案惊奇》遭遇质疑和“人造韩寒”之争可集中凸显艺术公信度的重要性及其问题化状况，其原因在于社会体制的转变、全球性现代艺术中的实验蔑视与实验好奇之间的悖逆、艺术体制中公共领域对艺术品的自由质疑、社会敏感问题假道艺术公信度问题而隐秘显现等。从中外信任研究表明，当前条件下艺术公共信任已必不可少。艺术公信度问题主要是艺术公共信任如何重建的问题，意味着建立跨越单纯的艺术家信誉、艺术社团信誉、艺术国家信誉和艺术商业信誉之上的艺术品在与公众相互作用关联场中获取公共信任的品质及能力。艺术公信度有四点特征：艺术客观性、艺术中立性、艺术自律性和艺术纯洁性。艺术公信度是由以下诸维度共同构成的整体：艺术品公信度、艺术家公信度、艺术社团公信度、艺术产业公信度、艺术媒体公信度、艺术展演机构公信度、艺术批评家公信度、艺术评奖机构公信度。当前艺术公信度问题往往由一系列耦合关系缠绕而成：艺术家个人创造力与文化产业集体制作之间、艺术创作个性与艺术商业属性之间、艺术作品无价与艺术商品有价之间、艺术实验被蔑视与艺术兴趣增长之间、艺术炒作与艺术感召之间、艺术短时轰动与艺术长久流芳之间。这些维度和耦合关系表明，艺术公信度的检验是一项复杂过程。 关键词：艺术公信度；问题化；艺术公赏力；公共信任；艺术公信度诸维度；艺术公信度的耦合关系 引言 本文关于艺术公信度的思考，是有感而发。三年前，我从媒体上读到一位执行主编采访《三枪拍案惊奇》导演张艺谋时的一段话：“用张艺谋自己的话来说，执导完盛大的奥运开幕式后，再玩任何形式的电影，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所以当众多导演还在为自己的大制作蓝图敲锣打鼓，卖力吆喝，觅求各方财神爷的时候，头顶着奥运光环回归电影的张艺谋选择放弃人海战术，另辟蹊径，打造出了这部投资不过几千万的翻拍剧《三枪拍案惊奇》。这部被导演定义为‘喜闹剧’的贺岁电影，集合了2009年内地极具人气的演员阵容、二人转演员惯使的语言包袱和疯狂搞笑的肢体动作，还有《武林外传》中小品似的喜剧桥段……‘电影是对投资人负责的艺术’，张艺谋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在挑战自我、寻求创作乐趣的基础上，在向好莱坞商业片‘学习’的过程中，把‘命运原本是孤独无助和荒诞的，偶然改变世界，偶然改变命运’导演最想表达的思绪情怀，用当下最流行的元素和‘喜剧+惊悚’的外壳包装得雅俗共赏，势必不难在赢得票房的同时，还能逗乐观众。”①当公众从以上采访文字中获取“头顶着奥运光环回归电影”、“喜闹剧”、“二人转演员”、“《武林外传》中小品似的喜剧桥段”、“向好莱坞商业片‘学习’”、“当下最流行的元素和‘喜剧+惊悚’的外壳”及“雅俗共赏”等丰富信息、并对这部新片抱以热切期待时，可能并没有预料到，其实际放映效果与其广告宣传及预期之间怎么能存在那样巨大的差距，禁不住对这位世界级大导演的艺术家信誉发出强烈质疑，形成巨大争议。这可能是近年来艺术家及其艺术品所遭遇的最引人瞩目的艺术公信度困扰事件之一。更近的则是去年年底至今的围绕上海知名青年作家韩寒而展开的以网民为主体的艺术家信誉度之争。正是它们的发生及其持续震荡，有理由要求加快有关我们公共领域中的艺术公信度问题的探讨及实际生活建构。 艺术公信度问题，是艺术公赏力问题的一个方面，涉及艺术公赏力的偏于客体的方面。作为艺术公赏力问题之偏于客体方面的一个问题，它直接触及艺术品在当前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信誉程度、信赖度或可信性等问题，集中地看，就是艺术品的价值如何令公众信服的问题。这已跨越一般的我信、你信、他信等私信领域，而成为真正的公共信誉问题。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多年来已把“媒介公信力”置于自身的重要地位不同②，艺术学及美学领域至今还没有把艺术是否应当具有公信力问题放到应有的地位上。这部分地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巴金老人倡导“说真话”的年代，其实总体上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艺术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仍有一定信誉，尽管存在过“文革”时期对艺术真实性的极端践踏与败坏，否则文坛泰斗巴金就不会在花八年时间完成的五卷本《随想录》（1978-1987）中把“说真话”及“真实性”视为艺术家誓死保卫的生命线了。“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看见彼此的心了。”③那时的他还真诚地相信艺术可以讲真话，建立真实性，艺术家之间还可以建立互信，并愿意誓死捍卫真理，“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他甚至不惜以自撰墓志铭的勇气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④然而，与巴金老人对在公众中重建艺术的信誉抱有坚定的信念不同，在今天，在张艺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