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主义、后现代文化与经济社会(案例--穷孩子“义学班”).pptVIP

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经济社会 * * 案例：“穷孩子”义学班引发争议 59岁的屠孝天于2005年正式创办了中国首家免费寄宿学校，为城市低保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职业教育。 屠孝天的举动，经推选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按照屠孝天的谋划，利用“穷孩子”义学班的良好社会形象创办企业，“获利后再支持办学，滚动发展”。 义学班的学员都来自城市低保和农村特困家庭，最高学历是初中，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长沙城区，这样的家庭便有12万户之多。 * 屠孝天说，这些处在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是典型的 “三无人员”——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且处在关爱的空白地带。 2003年，经商多年的屠孝天筹划开办一家收费制民办职业学校。但当长沙市民政局一位官员领他察看了许多失学孩子的困境后，他改变了主意。 屠孝天决定兴义学，教这些孩子掌握一门就业技能。他把义学班命名为“穷孩子”，希望孩子们“穷则思变”；他坚持开办国学课，希望孩子“穷不失义”。 * 2005年4月18日，又开办了首期全日制寄宿教学班。屠孝天对学员实行“四免一提供”，即免学费、免教材费、免上机费、免住宿费，还要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仅收取寄宿班每人每天2元钱伙食费。 “穷孩子”义学班创办之初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义学班第一次引起关注是2004年3月，当地一家颇具影响的媒体报道称，屠孝天正委托相关机关以“穷孩子”为名申请商标注册，有意创办一家生产食品、文具等产品的加工厂。 * 是慈善沾染了商业，还是商业利用了慈善的一场争论，很快在当地媒体上波及开来。屠孝天告诉记者，当时，并没有一家商标事务所愿意代理，因为他们认为该商标违反了商标注册“名称不得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最后，屠孝天写信给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一位老上级，“穷孩子”商标才于2005年11月注册成功。 屠孝天称他心中的办学理想状态是：不以“穷孩子”义学班的名义直接牟利，但另外成立经营性企业，利用“穷孩子”义学班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开展经营活动，办“穷孩子”食品厂，获利后再支持办学，相互促进，滚动发展。 * “穷孩子”工厂如果经营失败该怎么办？屠孝天说，他将考虑通过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接受社会捐赠。 更长远的规划是，屠孝天计划建立“穷孩子”义学班的全国联盟，他已向全国31个省市的慈善机构发出了倡议。屠孝天认为如果能在每个省会城市建立一个义学班，对现在的教育高收费都是个挑战。但倡议书发出一年多，至今无人响应。 * 在屠孝天看来，办义学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不够宽容。入围“2005湖南十大公益事件”，“穷孩子”义学班声名鹊起。1月17日，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约见屠孝天，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其所承担的政府工作表示感谢，二是要求屠完善相关手续。 * 湖南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屠孝天办的是义学，但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他还是应该到当地教育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经审批后才能办学。该官员称，审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是否具备；二是把握教学内容，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兴义学、办好事也不能违法” 。 没有取得办学资格的“穷孩子”义学班能够走到今天，屠孝天认为，全在于其生存的“技巧”。 * 据当地媒体报道，湖南省慈善总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共募集善款11000余万元，其中曾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还不到1%。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落后和慈善资源不足，而在于体制的不畅通和法制的欠完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关则文认为，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由于监督、管理欠规范，公信力不足，动员慈善资源的力量非常弱小。而民间慈善组织则在征税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 * 在屠孝天提供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一份“长沙穷孩子义学班”领导成员名单，其中顾问包括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吕兴元、长沙市委副书记余合泉等人，主任委员为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友谊阿波罗集团总裁胡子敬。“有这些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相关部门自然也不会太为难我们。” 思考问题： 对“穷孩子”义学教育慈善行为的文化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