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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贸易制度与人权规则的和谐
——以条约解释方法提升WTO规则的合法性
[内容摘要] 贸易制度与人权规则之间的关联日益彰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提出了贸易的人权路径,谋求贸易自由化和人权保护之间的一致性。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权贸易政策上的意见分歧、WTO职能范围的限制以及人权传统的多样性,践行贸易的人权化举步维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加强贸易规则和人权规则之间的相互和谐。为此,WTO与人权保护有关的规则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根据,而WTO争端解决实践在解释WTO协定时应考虑人权规则,特别是已经形成国际强行法的人权规则应被认为是WTO的解释性渊源。以条约解释方法增强贸易制度与人权保护规则之间的关联,实质为WTO规则的合法性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 WTO 贸易制度 人权规则 条约解释
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跨越国界的贸易活动中涉及许多有关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环境权等为内容的集体人权。人们逐渐意识到贸易自由、经济发展与人权保护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贸易制度与人权规则存在许多相同的价值取向,例如,二者都包括了个人自由、权利与义务相一致、非歧视、平等、法治等原则,贸易自由化规则中也纳入了一些体现人权价值的贸易规则。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下,一个相对统一、联系的国际社会为贸易和人权的链接搭起了一个坚实的平台,贸易与人权从此不再是两个各不相干的领域,全球性经济需要全球性人权保障,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人权的享有。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以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国际竞争条件为己任的多边贸易制度,与重视实质性平等和解决导致歧视结构性偏向的国际人权保护也确实存在一些差别甚至冲突。这些冲突不仅表现在对“非歧视”原则的不同侧重,也同时体现在以WTO为主导的农业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对人权享有的消极影响。
贸易制度与人权规则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凸显了在与国际贸易管制相关的各种相竞争的价值(特别是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事实上,考虑到个人、国家及其制度所偏好的价值多种多样,这类关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相竞争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对多边贸易体制在制度性统一方面的威胁。如何强化贸易对人权的积极影响、预防消极影响,如何保障人权原则可以与贸易规则和原则得到并行不悖的保护,是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盎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从联合国等有关国际机构的文件着手,对WTO与人权有关的贸易规则以及WTO争端解决实践进行分析,探讨如何运用条约解释方法加强贸易制度与人权规则之间的和谐。
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贸易的人权路径”
从1997年开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连续出版了多份分析WTO协定与人权关系的报告,其中最突破性的建议是提出所谓“贸易的人权路径”:1.在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中规定促进和保护人权;2.继续审查贸易自由化对个人享有的影响,谋求使贸易法和政策考虑到所有个人的权利,特别是易受伤害的个人和群体;3.强调国家在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不仅是贸易法的谈判者和贸易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是人权实施的首要的责任承担者;4.谋求贸易自由化和人权的实现之间的一致性。
“贸易的人权化路径”提出了一种贸易制度与人权保护规则相互和谐的“理想图景”。但是,由于国内和区域人权传统的多样性差异、WTO贸易职能范围的限制以及WTO中人权专家的匮乏等原因,WTO的官方机构不可能完全承担澄清诸如贸易对人权享有影响的重任,更不可能立即正式践行“贸易的人权路径”。在WTO的实践中,除了在少数情形下,如2003金伯利加工验证体制豁免案中明确提及“大规模侵犯”人权,WTO尽量避免使用一般性的“人权”字眼,对 WTO规则与人权的关系更是采取一种回避态度。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多哈部长宣言》、《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关于与实施有关问题和关注的决定》、2003年金伯利加工验证体制豁免案、2004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印度普惠制案”中对普惠制条件“客观性”裁决,都在不同的层面体现了WTO规则在处理人权议题方面的灵活度。这种灵活度不仅在WTO法律规则的层面,也体现在WTO的政策和法律运行中,例如1996年WTO就贸易与劳工的问题作出的《新加坡部长级宣言》。在该宣言中WTO成员重申了尊重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并强调国际劳工组织促进劳工标准工作的支持,拒绝以保护主义目标滥用这些标准。
长远来看,由于下列的法律和政治原因,人权保护规则会对WTO协定未来的解释和WTO政策的发展将重要产生影响:1.WTO成员都承担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际义务;2.如同国内法律和政治体系,对核心人权的普遍认同使得WTO体系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人权尊重和社会正义、道德等标准的评价;3.尽管WTO官方机构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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