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手段推进廉洁建设的现实要求和举措.docVIP

　　用法治手段推进廉洁建设的现实要求和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并表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同时，报告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具备法治思维。凡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准追求廉洁建设，必定是失败而终；而以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为方法推行廉洁建设，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法律兴则廉洁兴；法制强则国家强，此乃千古治理之道。因此，用法治手段推进廉洁建设，也是现代法治思维对廉洁建设的根本要求。 　　一、法治思维要求廉洁建设采用法治手段 　　现代法治思维要求，推行廉洁建设，就是要建设幸福的家园，就是要建设政治清明、社会清新的现代社会。推行廉洁建设，必须以法治手段为根本方法，这是对人类廉洁追求历史和法治发展历史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用法治手段推行廉洁建设，是对廉洁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人类文明史上的廉洁文化源远流长，各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对廉洁的践行和追求也同样历史悠久。我国从屈原以廉洁明志到周敦颐以莲喻廉，既表明了追求，又暗示了现实，更道出了廉洁建设的艰难性。特别是当公共权力的运行能够为个人带来巨大利益时，便有小部分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人们为了治理腐败、倡导廉洁运用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中国古代所采用的道德说教、严刑峻法，西方人采用的法律治理等等，为我们认识廉洁建设的规律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主要包括：（1）单独靠道德手段或者重典惩治手段并不能实现廉洁。因为单纯的道德说教很容易使精神层面理念虚化为利益追求掩盖下的虚伪，而单纯的惩治手段也容易使反腐倡廉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2）在公共权力的诱惑面前，只有圣人才能够理性克制自己的贪欲，但遗憾的是，圣人不常有。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我们要充分相信所有人，但是为了社会秩序和人类公正的生活，我们又不能完全相信权力、相信掌握权力的人；只有权力受到了法律的规制，我们才能信任掌握权力的人；（3）廉洁建设必须要划定权力的边界。权力必须有边界，否则会导致肆无忌惮的滥用和人民无尽的痛苦，也会导致社会的无序、政治的混乱和国家的衰败。（4）廉洁建设必须要依法治理腐败。腐败是国家堕落的根由，治理腐败的力度、程度和方式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总之，划定权力边界的不是别的，正是法律；而促使廉洁建设成功实现的也不是别的，而是法制。 　　第二，用法治手段推行廉洁建设，是对政治文明的深刻升华和践行。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建设中，政治文明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它既表明了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也表明了政治制度进而至法律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可持续发展，标志着领导集体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程度，关系到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政治文明建设的程度依赖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对它们具有反作用。从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治理手段可以看出该国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成熟程度、执政能力、领导技巧和水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用道德治国是最理想的治理方式，也是最美好的政治文明。柏拉图曾经就设想过一个由道德高尚、灵魂美好、思想正派、懂得哲学艺术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并在西西里岛进行了三次实践。但是，世俗的君主尽管可能爱好哲学，但是容易将这种爱好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更为关键的是，哲学王实践没有解决世俗君主的权力制约问题，所以柏拉图的实践不但不成功，还分别惹来了第一次实践时的卖身为奴、第二次实践时被迫逃之夭夭和第三次实践时差点被杀之祸。 　　此后，他觉得在政治文明中法律才是最实用、最有效的治理之术，对于真实的人类生活和社会秩序而言，法律是最佳的。制度文明成熟的标准和程度的最佳探测器只有法律。法制是划分政治文明成熟和发达与否的根本标准。廉洁建设是人类对掌权者贪腐受贿行为的制约，是政治文明必然包含的深刻内涵，因而也必然需要采用法治手段。正如柏拉图所理解的，没有法制的理想国是空想，没有法制的权力则是腐朽。 　　第三，用法治手段推行廉洁建设，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刻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特色是将公共权力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真正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应当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方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是，鉴于我国还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各种廉洁制度还不健全，人们的法律素质尚未提高到充分发达的程度，特别是掌权者本身的素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依然需要采用法治手段进行廉洁建设。特别是，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部分官员没有全方位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也没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要求，滥用权力者有之，渎职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这小部分人正在破坏我们国家的根本，在破坏我们的党群关系，是共和国脊梁上的蛀虫，必须绳之以法，清除出我们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