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银行”的实践研究以浙工大之江学院为例.doc

试论“道德银行”的实践研究——以浙工大之江学院为例 试论“道德银行”的实践研究——以浙工大之江学院为例 内容摘要：本文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实践“道德银行”为个案，从儒家学说、伦理学、市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道德等学说入手，用以证明“道德银行”创立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同时求证了其在具体操作上的可行性等相关命题。 　　「关 键 词」道德银行，之江学院，道德伦理，功利与非功利　　道德，被国人看重，也被国人遗忘。　　中国有着悠远不断的道德发展史，中国人也因古老的伦理道德文化而被赞为“东方礼仪之邦”，对于道德领域的思考一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血脉所在。老子的《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中国儒家的道德，长期被统治者当成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的基本手段，以至后来，经过“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和宋明理学兼容丛林法则的努力，中国的道德逐渐流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教化手段，最后中国传统道德终于步入封建旮旯——吃人的礼教。　　马克思把道德定义为“一定社会的价值规范总和”，从这一说法分析，“道德”自有其物质基础，而不单纯是精神领域的产物。因而“道德”的内涵有了拓展，外延也更加辽阔。　　然而，道德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状却不为乐见。首先，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界定也有着莫衷一是的懵懂，对于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也有着“动机论” 和“目的（结果）论”的差异。其次，它被排除在市场利益与条规制度之外，成为号召型的、政治性的“道德任务”与“道德政治”。再者，对于道德实施的制度性探索甚少，在理论上的支持更是不足，操作性极差。道德建设的任务艰巨且紧迫。　　“道德银行”这一探索性机制的提出与实践，并以此为契机引起的争论，对于道德的重新定位及社会道德建设、对于大众提高对道德的重视都不无裨益。这也正是该实践近期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 “道德银行”实践回顾　　道德银行“在中国的产生不是突然的，追踪它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助于对”道德银行“有一个更为立体的了解。1“时间银行”的渊源与衍变　　英国当代着名政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服务信用”： “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ar）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一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民提供工作、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就出现过这种代替货币的劳动交换形式，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设计的“交易簿”，就用来记载劳动者的“劳动小时”以此来交换所有生活用品和服务。当然，那是空想社会中普遍的、强制性的制度，本来不具有什么道德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至少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在全民中推行的。但是，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少数志愿群体中，在一些特定的劳动交换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　　我国的“时间银行”最早应该是由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借鉴国外的方式于1995年开设的。当时，该街道居委会创立的这种存取时间的银行，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办法与服务。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将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累计储存起来，当志愿者进入老年或生活难以自理时，再由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用爱心和行动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时间储蓄”以协议形式考核，居委会每月检查一次，街道半年“签证”一次。　　之后，这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助老时间银行”迅速在上海市推广，并逐渐发展到太原、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地。　　2001年3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启动。将在深圳、上海、青岛等少数城市已有8000多万人次进行了40多亿小时的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倡导把向社会提供的无偿服务的时间“攒”起来，到年迈或失去劳动能力时可以优先享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　　在推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时间银行存取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与充实。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同时兼顾了伤残军人、困难家庭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再限于社区生活，而迈向了社会。　　“时间银行”坚持以时间为计算单位进行“劳动交换”，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交换，不是志愿服务的人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回报”性质的劳动交换，而是志愿者群体内部 （志愿者之间，可能是几代志愿者之间）的一种约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手中持有的所谓“特殊储蓄”，“时间币”（time-dollar），在市场上向普通的任何人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志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