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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研究 　　摘 要：“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关键词：“新批评”；早期译介；艾略特；瑞恰慈；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88-04 　　?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YBB285）；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0C1119）；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09JD052）? 　　作者简介：张 惠（1981-），湖南怀化人，博士，吉首大学文学院讲师。 　　 　　?“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流派之一，也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触频繁的理论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起，“新批评”理论及译作传入中国，因而，“新批评”译介是中国20至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文以“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为研究对象，追索“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契机，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并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希望能为未来的中西文化批评交流提供借鉴。 　　 一、“新批评”早期译介的契机 　　“五四”之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使得知识分子文学的普遍倾向表现为兼容并包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成果一股脑地被翻译过来，涌进中国视野，到后来“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几乎无需过渡，顺理成章。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已向欧美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部分欧美的学者也陆续到中国执教、交流，如瑞恰慈、翟孟生、燕卜荪等；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译介渐趋成熟，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媒介翻译了大量英美文学的文章与书籍。这说明，中国文坛已极关注西方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新批评”是英美在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理论。从中国译介“新批评”的整个历史来看，“新批评”在英美的发展与“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基本是同步的。早期的译介发生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文论翻译和介绍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作多是节选地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使中国学者在观念上接触到“新批评”的基本理论，掀起了翻译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次高潮。 　　在20年代末，就已出现了对“新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国的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却已经有意识地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批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和瑞恰慈的作品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从传播途径来看，“新批评”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学者们的课堂讲授。集中在大学学院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归来的学者和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把瑞恰慈、艾略特的作品列入课堂教学。如前文所述，瑞恰慈本人和他的学生燕卜荪在清华、北大执教多年，这对其作品引入、翻译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课堂讲授的学者还包括翟孟生、叶公超、吴宓、卞之琳等。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艾略特作品的译介。这些学者是长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叶公超、赵罗蕤、曹葆华、卞之琳、袁可嘉等。这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新批评”在这一时期的传播。 　　二、艾略特作品的译介 　　关于艾略特作品的介绍，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写的《纯粹的诗》的译文，提到了艾略特：提到的“纯粹的诗”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1] 　　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出现艾略特的译作，是在1934年，应老师叶公超之约,卞之琳为《学文》杂志月刊创刊号译出“新批评”的“宣言”之作――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个译作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实际上，在1933年，曹葆华在《北平晨报#8226;学园》上译载了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其中就有他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2]。时间上比卞之琳的版本早一年。但是后来广为流传和采用的是卞之琳的版本。这个版本精妙恰当，被引述最多，影响较大。1937年，曹葆华在前一次翻译的基础上，再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收到他的译文集《现代诗论》中。 　　1935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第1期刊出了艾略特的另一篇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第二年10月，同一篇论文被赵增厚译出，译名变为《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发表于《师大月刊》第30卷第78期。1936年10月，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的论文《诗与宣传》，刊载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同年12月，他在《新